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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首次出土完整金面具

來源:新京報 時間:2021-09-10  閱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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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開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階段性成果新聞通氣會,通報祭祀區三號坑、四號坑等階段性重大考古成果。三號坑的發掘已進入收尾階段,預計2個月內能完成田野發掘工作;四號坑的發掘已結束。

  截至目前,三號坑和四號坑共出土完整器557件(組),殘件1214件。三號坑出土各類器物殘件和標本共729件,包含銅頂尊跪坐人像、銅祭壇、神樹紋玉琮、金面具等。四號坑出土完整器86件、殘件1073件,其中有3件銅扭頭跪坐人像,人像呈跪坐姿態,身體略向左前方傾斜,頭微頷并扭向身體右側,雙手呈半“合十”狀平舉于身體左前方。

  大家都很關注三星堆遺址的具體年代,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多單位聯合開展四號坑碳十四年代研究,得到6個碳十四年代數據,經過貝葉斯統計樹輪校正計算得到其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年的時間范圍之內,屬商代晚期。

  銅頂尊跪坐人像

  這座銅頂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下部為一尊跪坐的銅人,雙手合握于身前,頭部頂一塊方板,方板連接青銅大口尊,尊的肩部有精美的龍形裝飾。

  其實今年3月這個器物就在三號坑中露出了全貌,但考慮到這個坑的器物和象牙分布非常密集,必須按順序進行提取,只能先取象牙、再取面具,最后提取銅頂尊,考古隊為此花費了很長的時間。

  出土以后,考古人員還對器物進行加固,比如針對尊腹部、須部的斷裂使用了石膏繃帶和竹子進行修復。考古人員研究發現,器物上半部分的尊和下半部分的人是分別鑄造,再焊接在一起的,因為尊的圈足有被截過的痕跡,截過之后再被放到人像上面。

  文物修復大師楊曉鄔曾推測,這個頂尊跪坐人像應該是古蜀國祭祀用的器物,銅人頭上的尊一般都是裝著酒或者肉。

  完整的金面具

  三號坑帶來的另一個驚喜,是一張完整的金面具。

  這張金面具寬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約100克,眉眼鏤空,兩耳輪廓圓潤,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張,造型威嚴神圣。出土時,這件金器仿佛一張稿紙被揉成一團,難辨形狀。修復人員用不到一周時間,一張完整的金面具緩緩呈現。

  據介紹,這件金面具的面部特征與三星堆此前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形象一致,尺寸也接近青銅人頭像。因此推測這件金面具是覆蓋在青銅人頭像面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獨立使用的器物。

  今年1月,三星堆曾出土重約286克的金面具殘件,雖然只有“半張臉”,但它仍保持著目前三星堆出土最重金面具的記錄。當時面具右耳有個耳洞引起了廣泛討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表示,三星堆人面具出現耳朵穿孔是常見現象。“說明那時候的古蜀人有穿耳洞的習慣,是他們的傳統。”

  考古人員透露,三星堆遺址中還出土了另外兩件待修復的金面具,隨著后續考古研究和修復工作陸續開展,也許還有更多驚喜。

  銅扭頭跪坐人像

  四號坑出土了3件銅扭頭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人像呈跪坐姿態,身體略向左前方傾斜,頭微頷并扭向身體右側,雙手呈半“合十”狀平舉于身體左前方,兩膝貼地,雙腳前腳掌著地,后腳掌抬起。人像身體重心在左肩與雙手手掌之間卡槽的位置,表現出強烈的負重感。

  人像上著外套,下著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飾的下擺,腰間系帶,結袢于腰前。人像所穿衣物上及身體上的紋飾復雜多樣,其中交錯V形紋、羽冠紋、燕尾紋在三星堆遺址尚屬首次發現。除了衣物上的紋飾之外,人像的兩小腿外側上各雕有4個歧羽紋,小腿肚上各雕刻1個羽冠紋;雙手手背及指背各雕刻有17個燕尾紋,呈內凹狀,除左右大拇指指背各分布有1個,其余16個每4個一組,沿手腕至手指4指呈4列分布并朝向指尖。

  4號祭祀坑發掘負責人表示,過去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人像更多是抽象化、符號化的,這3件人像更加接近真實,例如手指關節處的凹凸明顯,小腿腿部肌肉緊繃、線條優美,體現出整個人用力蹬地的狀態。

  考古人員認為,這三件扭頭跪坐人像展示出3000多年前的古蜀就有了寫實的雕塑藝術。

  絲綢殘留物

  除了整體出土的文物,一些殘留物也值得關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絲綢博物館等單位對四號坑出土紡織品進行了顯微觀察和檢測分析。在四號坑灰燼層一件青銅器旁發現了麻線的堆積,是有序排列成一縷一縷的狀態,肉眼可見,提取后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麻線并不存在經緯組織結構,僅一縷一縷排列成比較有序的線條。

  隨即,考古工作人員對其他土樣做了進一步的顯微觀察,發現了具有明顯經緯組織結構的紡織物。通過觀察分析顯微形態,結合酶聯免疫分析結果,判定為平紋組織結構的絲綢殘留物。這是工作人員第一次在新一輪祭祀坑考古發掘中發現有絲綢殘留物。

  專家分析認為,絲綢殘留物的發現,填補了古蜀時期絲綢考古出土的空白,實證了古蜀文明的輝煌,為三星堆祭祀形態的研究提供新的證據,為絲綢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考古資料。同時,也將對古蜀文字或符號的發現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新京報記者 張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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