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我敬重的梁全安老師因病去世，消息傳來，我倍感悲痛，揮之不去的，是深深的思念，還有與梁老師相處的那些遙遠往事。雖然梁老師只是一位最平凡不過的基層小學教師，默默無聞，躬耕一生，但他從教的點點滴滴，看似普普通通，卻足以讓我肅然起敬，難以忘懷。

　　梁老師原來是一所鄉鎮小學的校長，后來調到縣城中心小學當一名普通老師，我上四年級時，他開始教我們數學。9月初剛開學，他就把班里幾個數學較好的學生招呼到一起，讓我們告訴父母，每周都要抽兩個晚上到學校上晚自習，由他輔導我們學習小學奧林匹克數學教程。居然有這么好的老師要給我們開小灶，當時我們這幾個愛學習的學生別提有多興奮了，父母也很高興。要知道，那時的小縣城，好的教學資源極為有限。當時梁老師的女兒與我們同班，但他晚上輔導我們的時候，卻從不叫他的女兒聽課。一天晚上，我們到了教室，等了很久梁老師才過來，他給我們講了一會兒課，就痛苦地坐到了第一排椅子上，原來他生病了。我們讓他休息，可他怎么也不肯。這時候我突然看到梁老師的女兒在教室窗外看著他，估計是擔心他的身體，想叫他回家休息。我忍不住低聲問梁老師，為什么不讓他的女兒跟著我們一起聽課，那樣能學到更多的知識。梁老師說，她的基礎較差，沒有精力學習這些知識。那一刻，我懵懂地明白了這就是梁老師經常講的“因材施教”吧。就這樣，那兩年每周的兩個晚上，梁老師堅持定時帶著我們學習數學，他沒收過家長一分錢。跟著梁老師學習數學的幾位同學，后來都考上了大學，有的還讀了碩士、博士，這應該是對恩師最好的報答。

　　我還清晰地記得，五年級開學前的一個晚上，我們照常去學校跟梁老師學數學。因為梁老師毛筆字好，當時校長交給他一個任務，把全校各年級各班的學生名單，用毛筆抄寫到紅榜上，貼到學校門口，便于開學時家長繳費、學生報到和領取課本。我被梁老師叫到教師辦公室幫忙。我讀他抄正忙著，這時候風風火火闖進來一位中年婦女，拉著一個小男孩，急切地懇求學校接收她孩子插班。當時校長、副校長都不在，教師辦公室只有梁老師和我。見狀，梁老師連忙搬過來一把椅子，請那位母親坐下來，安慰她別著急，請她將詳細情況講一講。我依稀記得，那位母親眉頭緊皺，語無倫次地說著：她和孩子原來住在農村，孩子在農村的小學就讀，但她自己馬上要去深圳打工，農村沒有其他親人，想把孩子寄居在縣城的親戚家。因臨時決定，匆忙中忘記幫孩子辦轉學申請了，眼看第二天就要開學，孩子學校還沒有著落。說完她便嗚咽著哭起來。梁老師拿起我手上的名單看了看，轉身安慰那位家長，讓她不要擔心，該年級某班還有空位，他先把孩子名字寫到紅榜上，讓那母親第二天帶孩子來報到，他回頭再向校長報告。把那母親和孩子送出辦公室時，那母親還不斷地說著感謝的話。多少年來，我常常想起這件事，全縣城有好幾十所小學，縣城中心小學條件和教學質量是最好的，面對一位素不相識的家長、一位無助的孩子母親，梁老師為什么會自作主張把孩子名字登記到名單上?是因為他同情和理解那位困境中的母親，更因為他一直秉持著“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輟學”的樸素理念，在鄉鎮小學時，他就深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需要積極的行動和自覺的落實。當然，我并不知道他的做法后來是否得到了校領導的認同，不知道那孩子是否如愿進入那個班級念書。

　　梁老師在我的成長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心中自然也是放不下這一份惦念。新冠肺炎疫情前，我回了一趟縣城老家，與一位同學去當時的小學宿舍探望梁老師。那時候梁老師已近80歲，看到我們來訪很是高興。師母也在家，退休前她是中心小學的一位工人，但身體不好，需要梁老師照顧。聊天期間，跑進來一個小男孩，拉起梁老師的手要下樓玩。梁老師告訴我們，這是他小兒子的孩子，小兒子在另一個鄉鎮當老師，每天騎摩托車往返40多公里很是辛苦，前幾年兒媳婦對他兒子工作不滿意，兩人離了婚，孩子交給梁老師老兩口帶著。與同學離開梁老師家時，回頭看見站在這滿載回憶的陳舊宿舍門前向我們揮手的梁老師，我不禁流淚了。

　　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師，幾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卻令我至今難忘。(黃瑞深)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