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論述

　　毛澤東教育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與中國具體教育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政治智慧的教育結晶。回溯、總結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和歷史貢獻，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促進中國教育理論創新具有重大意義。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教育思想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家和實踐家。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與其教育實踐以及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對黨和國家教育事業的戰略思考，有深刻的內在聯系。

　　早在新文化運動中，毛澤東就發表了許多抨擊舊教育、倡導新教育的文章與評論。他參加李大釗等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少年中國學會，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潮。隨后，他在長沙與蔡和森、何叔衡等創辦新民學會，推動平民教育，創辦工人夜校、湖南自修大學，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大力宣傳并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等發動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1927年11月，他在井岡山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舊址上創辦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軍官教導隊，后發展為中國紅軍大學，到陜北后再發展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抗大”)。毛澤東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紅軍教育必須堅持政治統帥文化和軍事技術訓練。他對教育目的、內容、方法和教學原則作了具體規定。比如，他總結的“十大教學法”，在井岡山時期的軍隊教育實踐中普遍推廣。教員培訓開始以楊賢江的《新教育大綱》為教材，旨在使教員掌握本土化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

　　1931年11月，中央蘇維埃政權在瑞金建立，毛澤東被選為工農民主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發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文獻中論及了教育問題。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于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在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教育事業服從抗戰需要。毛澤東主持洛川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規定了抗日戰爭時期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毛澤東支持創辦中共中央黨校、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醫科大學、華北聯合大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延安自然科學院、延安大學、延安民族學院等。毛澤東還親自為抗大等學校制定辦學方針、題寫校訓，推動黨的教育事業快速發展，為凝聚無數向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團結改造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培養出大批革命干部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

　　1941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總方針：“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他指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抗日根據地的教育在這一方針指引下蓬勃發展。

　　1945年，隨著抗日戰爭勝利和新的革命階段開始，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指出：“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在這一方針指引下，黨中央出臺了系列教育政策，推動教育服務于解放戰爭、解放區政治經濟建設和全國解放事業。

　　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教育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改造和發展教育事業放在新中國建設的首位，把發展科技與培育人才作為國家政治和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

　　第一，為新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定位。根據黨的革命事業、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圍繞怎樣培養接班人和勞動者、怎樣提高國民文化素質、怎樣改造中國文化等問題，對新中國教育制度、教育方針和教育發展道路等發表了系列論述，引導黨中央對教育決策形成了新認識，采取了新舉措。

　　新中國成立前夕，為接管、改造舊教育，建立新中國教育制度，毛澤東參與并主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制定，明確規定新中國教育改造和新教育制度建設的總方針，新中國教育的性質、任務、作用、服務對象以及推進策略得到明確，對加強黨的領導、收回教育權、改造舊教育，對初步形成以老解放區教育為基礎，吸收中國傳統教育中有益內容和借鑒蘇聯教育經驗的新中國教育制度雛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二，建立以促進人民發展為宗旨的新學制。毛澤東對教育作了重大部署。一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學校向工農開門，大規模推進工農掃盲。二是干部教育納入正規化教育制度。1949—1950年間，全國各大行政區的47所革命人民大學，一律轉為正規學校。三是建立留學制度。1951年開始向蘇聯成批派遣留學人員。四是大力發展高等教育。1952年啟動高等院校院系大調整：“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學校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五是將人才培養納入國家發展計劃。1953年，教育事業正式納入了第一個五年國家經濟發展計劃。

　　第三，制定社會主義教育方針。1956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基本確立，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強調中國革命的重點由解放生產力轉變為發展生產力，必須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革人才培養模式。他親自深入學校考察和指導教學改革，要求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鼓勵高等學校和中專技術學校走廠校結合的道路。

　　1957年2月，他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標志著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轉變成為社會主義教育方針。

　　第四，加強思政教育制度建設。1954年，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質教育制度正式建立。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教育改革的指示》，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規定“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該文件規定，一切教育行政機關和一切學校，應該接受黨委領導。毛澤東圍繞黨的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問題發表了系列重要指示，強調階級斗爭是學校的一門主課，學校要開門辦學，要把學生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師生要參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階級斗爭、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中培養又紅又專人才。

　　第五，開創自主創新教育發展道路。毛澤東重視從實踐中獲得知識，指出：“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鑒于照搬蘇聯經驗的錯誤做法，毛澤東指出我國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必須拋棄“蘇化”模式，要把單純的書本知識教學轉變到培養人、發展人上。大中小學要以發展學生創造能力為重點全面推進人才培養模式變革，培養學以致用人才。

　　1961年初，針對教育發展過程中諸多問題，毛澤東指示要針對教育指導方針和做法上的問題來制定教育工作管理條例。隨后，《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出臺，學校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

　　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歷史貢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教育思想及實踐，在喚醒勞苦大眾階級解放意識，動員、教育和組織群眾參加革命斗爭，喚醒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意識，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力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為黨的教育理論、方針政策確立了科學理論。毛澤東教育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吸收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教育主張的精華，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教育總方針，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推動黨的新民主主義教育事業取得勝利。

　　第二，確立了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毛澤東教育思想為黨中央制定系列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軍事教育、干部教育、民眾教育和社會教育，嚴格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政策。

　　第三，推動了干部隊伍建設。毛澤東為各類干部教育制定教育方針，親自講課。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發達，培養造就了大量政治、軍事、行政、文化、教育、醫療、新聞等專門人才，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和建設新中國打下了扎實的人才基礎。

　　第四，確立了人民本位原則。毛澤東認為：“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他始終尊重和堅信人民創造歷史的主體地位和作用，指出黨的教育要凝聚人心，知識分子、青年要與工農相親近，講究實效。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教育思想與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教育方針政策、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堅定了為人民辦教育的初心。從學校向工農開門到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新教育的需求，是社會主義教育制度人民性的基本特征。195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將大規模掃盲與發展學校教育緊密結合。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狠抓“雙基”，20世紀末中國徹底摘掉了“文盲大國”帽子，整體國民科學文化素質和受教育年限達到了中等以上國家水平，人口大國開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

　　第二，創立了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確立，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為人的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關注公平正義、男女平等，統籌兼顧、教育均衡以及注重中央宏觀指導和充分發揮地方靈活性相結合的具體舉措，充分體現了這一制度的優越性。

　　第三，提供了后發國家教育發展的中國道路。新中國前三十年，我國遭受美西方及敵對勢力的經濟、科技、教育全面封鎖。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頂住各種壓力，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科學工作者瞄準現代科學發展的前沿。以錢學森為代表的廣大科學工作者，自主創新，“兩彈一星”研制成功，搶占了現代科技制高點，為后發國家的綜合國力提供了科技動力。而在建黨建立新中國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把掃盲作為重點教育工作，使全體國民都成為受過教育的人，為后發國家的綜合國力提供了人力基礎。一手抓全民普及，一手抓頂端人才，兩手并重，這是新中國在特定歷史背景下自主摸索出來的教育之路，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鑒。

　　第四，堅持政治掛帥，涵育家國情懷。始終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政治與文化活動中，為中華民族精神注入了強大動力。

　　(作者畢誠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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