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Gurnah)。頒獎詞為：“因為他毫不妥協并充滿同理心地深入探索著殖民主義的影響，關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隙間難民的命運。”相較于此前眾人熱議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等，“冷門”的非洲作家古爾納獲此獎項出人意料。然而，仔細揣摩古爾納作品，其獨特的殖民歷史故事內容，創新的敘事表達方式以及深刻而細膩的人文關懷，散發著思想的光芒，直擊心靈，高度契合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的價值標準——“具有理想傾向之最佳作品”。如此看來，古爾納此次獲獎又在情理之中。

　　獨特的殖民歷史故事

　　古爾納以深厚的思想內涵講述東非殖民主義背景下獨特的殖民歷史故事，在世界文學中深深烙下了非洲的印記。

　　深入探索殖民主義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融合問題。古爾納出生的桑給巴爾島是東非沿海地區斯瓦希里城邦國家的重要海岸，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葡萄牙、德國和英國等殖民統治和奴隸貿易的“寶地”。在這里，桑給巴爾島既匯集本土的非洲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又有外來殖民國家的文化雜糅其中，使其成為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聚集地。在此長大的古爾納以此為故事背景，從沿海居民的視角講述真實的殖民歷史，而這種多元文化交流與碰撞所產生的獨特而豐富的新文化形態也成為古爾納創作內容的亮點。在古爾納1987年完成的處女作《啟程的記憶》(MemoryofDeparture)中，故事的背景與其自身所處環境和流亡的經歷極為相似，講述年輕主人公離開故土，移居新的環境，希望得到富裕叔叔的幫助。然而現實卻不盡如人意。他在遭受了身體和心靈的打擊后，被迫返回家鄉，依舊面臨破碎不堪的家庭。此外，《朝圣者之路》(Pilgrim’sWay，1988)和《多蒂》(Dottie，1990)兩部小說同樣是以多元文化碰撞的故事背景鋪展開來，揭露人物在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中奮力掙扎而又惴惴不安的復雜心境。

　　以流散、種族沖突、身份認同等主題呈現殖民歷史。在小說《朝圣者之路》中，作者講述了在動蕩的社會環境背景下，主人公流散生活的多方面現實困境，這與作者自身的流亡經歷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在小說《多蒂》中，作者描述了在20世紀中期種族主義盛行的英格蘭，一名移民的黑人婦女的艱難處境，闡述種族歧視對人物命運所帶來的持久傷害;在小說《令人羨慕的寧靜》(AdmiringSilence，1996)中，作者刻畫出逃亡英國的主人公形象，闡述主人公試圖融入英國社會、想要獲得身份認同的復雜而痛苦的心境。最終，主人公既不能回到家鄉坦桑尼亞，又不能融入英國社會，只能以“夾心人”的狀態在兩種文化的縫隙中求得生存。由此可知，古爾納小說或表現流散主題，或表現種族沖突，或反映身份認同問題，或兼而有之，都與作者自身的流亡經歷息息相關，都是殖民歷史的真實寫照。

　　創新的敘事和寫實的表達

　　古爾納作品的優越之處不止于獨特殖民歷史的書寫內容，還凸顯為寫作形式與表達的創新。創新的敘事方式體現在獨特的寫作視角、富有創造性的敘事邏輯以及藝術化的寫實表達上。

　　從真實的難民視角展開后殖民文學探究。古爾納的作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敘述思維和視角，著眼于真實的難民角色，述說一個個土著居民個人的鮮活經歷。古爾納的成名作《天堂》(Paradise，1994)是其中的典型。《天堂》是一部講述關于主人公自我成長和悲傷愛情的故事。故事發生在19世紀末東非地區，依舊是動蕩的社會環境，殘酷的奴役剝削，夾雜著不同文化與信仰的交融與碰撞，主人公尤素福(Yusuf)在此殘酷的環境中成長，目睹并切身體驗社會和現實的殘酷與不堪。最終，尤素福堅持自己心中的信仰，卻沒能獲得應有的回報。故事以悲劇收場。而悲劇的故事結局與小說的題目《天堂》形成鮮明的反差，頗具諷刺的意味。學者們往往將古爾納的《天堂》與英國經典文學作品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作比較，相較于后者，古爾納的《天堂》挑戰固有的歐洲為中心的寫作視角，可以稱之為對后殖民文學的反撥。可以說，東非移民作家古爾納結合自身的流亡經歷，從真實難民的敘述視角展開后殖民文學的深入探索，創造出了具有獨特性和多樣性的后殖民文學作品。

　　突破傳統類型敘事的表達邏輯。古爾納卓越的敘述藝術和獨創的寫作風格體現為，采用理性反思、嘲諷以及非線性等多樣化寫實表達方式，向讀者呈現鮮活而豐富的人物形象和鮮為人知的殖民歷史。比如，頗具盛名的代表作《天堂》是根據《古蘭經》中約瑟夫的故事進行的改寫，古爾納刻意挫敗讀者對故事圓滿結局的期待，突破傳統線性敘事邏輯。這種文學藝術上表現的鮮明反差飽含作者的嘲諷和深刻反思，恰恰也體現了古爾納獨特的創作風格和特色。爾后，古爾納的新作品《拋棄》(Desertion，2005)、《碎石之心》(GravelHeart，2017)、《死后》(AfterLives，2020)等小說，越來越呈現出這種非線性的敘事邏輯，作者多采用錯位化和碎片化的敘事方式，將之與主人公流散和不安的生活心境相映襯。

　　犀利的文風，詩性的寫實言語。古爾納以寫長篇小說見長，但其短篇小說也同樣功力十足，這主要體現在他獨特的文風和言語表現藝術上。短篇小說《我母親在非洲住過農場》(MyMotherLivedonaFarminAfrica，2006)是對電影《走出非洲》(OutofAfrica，1985)的反寫，直白且犀利地打破電影對非洲場景呈現的浪漫幻想，還原非洲的現實境況。“她非常清楚不可能像她們剛剛在電視上看到的美好生活一樣。不用多想，她就會知道卡迪的母親不可能生活在真正的非洲農場里，那里有開闊的天空和濃濃的樹蔭，有刺槐大道和燈火通明的走廊。更可能的是，卡迪母親的非洲是你在電視上瞥到的另一個非洲，街道上擠滿了人，塵土飛揚的田野里孩子依偎著母親。”同時，小說細致而真實的場景描述，呈現出非洲農場真實的一面，與電影畫面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差，展現了古爾納寫實表達的獨特之處。

　　深刻而細膩的人文關懷

　　以強烈的同理心書寫現實的難民題材。相較于眾多著名的后殖民文學作家，古爾納文學作品獨特之處在于他永恒的難民題材，這與古爾納自身的經歷有關，更體現出作家古爾納敏銳的洞察力和細膩的人文關懷。古爾納的成長經歷與流亡、殖民壓迫、種族歧視等詞語密切關聯，這為其作品的撰寫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和經驗。然而，作家的人文關懷和同理心則使其能透徹地詮釋眾多難民的內心疾苦與不安。古爾納最新的兩部小說《碎石之心》和《死后》依舊是書寫現實的難民題材，將流散在多元文化中難民的不安的窘境和生存現狀表現得淋漓盡致。

　　深切關注人的存在和命運的輾轉。在古爾納的創作中始終蘊含著對人生母題與主體自我性的凸顯和關注。正如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頒獎時陳述的那樣：“古爾納對真理的執著和對簡單化的厭惡是驚人的。他帶著強烈的同情心和堅定的奉獻精神，追蹤個人的命運。”古爾納結合自身流亡的經歷，在小說中始終貫穿著強調自我身份和自我空間的確認。古爾納的代表性小說《多蒂》《天堂》《令人羨慕的寧靜》等皆是描述多文化背景和境遇中的個人成長史，或是尋求和創造自我身份與自我空間，或是對邪惡和復雜環境的對抗，刻畫出殖民主義背景下奮力對抗環境和命運的人物形象，真實再現殖民時代“夾心人”的生存現狀，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非洲作家古爾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進一步打開了世界了解非洲文化的窗口。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屈指可數。古爾納以英文寫作，努力通過文學作品推廣非洲文學，主張發出非洲人自己真實的聲音。他的作品優質且豐碩，在英語文學世界產生了極大影響。正如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索因卡所言：“這不是對我個人的獎賞，而是對非洲大陸集體的嘉獎，是對非洲文化和傳統的承認。”古爾納此次獲獎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既為重新定義非洲及后殖民文化作出卓越的貢獻，又進一步在世界文學中勾勒出非洲文學的印記。

　　(作者余麗麗 潘涌 系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第一作者系博士生，第二作者系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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