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考·自序》)清人焦循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易余籥錄》)另外，明代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一、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對于中國古典詩歌本身的演變規律，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也作了精辟的論述：“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這段話，簡要地勾畫出了中國古典詩歌形式的演變過程：從《詩經》的四言體到《楚辭》的騷體，再到五七言詩(以唐詩為最高繁榮階段)，最后到長短句的詞和曲。

　　古代詩歌分為雜言、齊言。一般地說，《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產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時期的數百年間。《詩經》以前的古逸詩為雜言，如《吳越春秋》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易經》中的《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前者是一首獵歌，反映了我國漁獵時代人民的勞動生活;后者描寫古代牧羊人剪羊毛的情景，從它們所反映的生活和古樸的形式看，都比較接近原始的形態。

　　王國維《人間詞話》說，楚辭也是雜言。《詩經》中的詩以四字為定格，是四言詩的成熟。《楚辭》以后產生了五言詩，可稱齊言。五言詩的雛形產生于民間，據史籍記載，西漢就有一些五言一句的民謠，如：“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漢代俗諺，見《漢書·貢禹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后何葬?”(漢代長安中民謠，見《漢書·酷吏傳》)這些歌謠，作為五言詩，在藝術上還很幼稚，但它們為文人創作五言詩提供了借鑒。

　　文人寫五言詩，是東漢以后的事。一般認為，以著名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的《詠史》為最早。建安時期是五言詩獲得大發展的黃金時代，出現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詩人。其中以曹植的成就為最大。另外，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也都是思想性、藝術性較高的作品。這段時間，還出現了《古詩十九首》《孔雀東南飛》等優秀詩篇。總而言之，五言詩醞釀于西漢，成立于東漢初年，而成熟于東漢末年。

　　七言詩也是從民間醞釀起來的。漢代的樂府民歌中，經常出現完整的七言詩句，如“秋風肅肅晨風飔，東方順臾高知之”(《有所思》)等。文人寫七言詩，一般認為東漢張衡的《四愁詩》為最早，然句中嵌有“兮”字，七言體制尚未完備;正式宣告文人七言詩的成立，則是漢末曹丕的兩首《燕歌行》。

　　唐代的近體詩，即格律詩，是在五七言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與古詩的不同主要有兩點：一是平仄，二是對仗。凡不合律的詩皆可稱為古詩(或稱古風)。

　　唐以后的詞，又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詞是繼五七言古近體詩而產生、發展起來的。五七言詩經漢魏、兩晉、南北朝、唐而發展到所稱的黃金時代。大約在隋唐時代，由于新的音樂的決定性因素，詞開始在民間，然后在文人手里逐漸發展起來。經晚唐、五代以至兩宋，詞達到了極盛時期。由于詞的句式長短不齊，所以稱其長短句。金元以后，又產生了曲，曲的形式也是長短句。

　　從形式上看，這是否定之否定：《詩經》的四言否定了古逸詩雜言的形式，詞和曲的長短句取代了整齊的五七言近體。

　　詞的長短句，有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七言以上的。其中五言、七言為五七言絕律所固有，平仄也類似，但五七言絕律，五言沒有一、四式，七言沒有三、四式，而詞中則都有。更重要的是：五、七言近體沒有四、六言句式，這在辭賦、駢文中卻是常見的。而詞的長短句，即以五、七言與四、六言為基本句式。所以詞的句式，更接近于自然語言，足以濟五、七言之窮。不論五、七言句式或四、六言句式，都平仄和諧，節奏分明，長短交錯，低昂相間，參差中見整齊，整齊中見參差，輕重疾徐，抑揚頓挫，它吸取、融合了五、七言近體和辭賦、駢文的句式與聲律，并有新的創造。因此，即使在樂譜失傳、不能歌的情況下，吟誦起來還是具有豐富節奏感與音樂美的。

　　詞為樂調所決定，分單調、雙調、三迭、四迭四種，但以雙調為最多。雙調分上、下兩片，除下片換頭外，句式平仄大抵相同。但句式、平仄重復，而詞義不重復，與《詩經》古樂府的重章迭句并不相同。

　　可見，詞在當時在形式上是一種新的變革，是革新，“律絕(應包括五七言古詩)敝而有詞”。它不僅用雜言取代了齊言，即用長短句取代了整齊的五七言近體，而且還吸取了五七言近體的韻律、平仄、對偶等以及齊梁以來辭賦、駢文的聲律，把二者融合為一，蛻變成一種新的詩體。詞的句式、音律可以說集古代詩歌之大成，其節奏美和音樂美是頗為突出的。

　　詞在古典詩歌里是產生較晚的一種形式。在它開始流行時，古近體詩、駢體、散文都已高度發展，因之它就有可能多方面批判地吸收它們的藝術成就來豐富自己的表現手法。如：抒情與寫景結合。情景結合，在詩文中也有，并不是詞獨有的藝術手法，但把這種手法用得最好、最多的卻是詞。清人李漁《窺詞管見》中說：“作詞之料，不過情景二字。”如范仲淹《蘇幕遮》：“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即所謂情中有景、情景結合的好詞。

　　詩有賦比興，這是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藝術手法。作為一種篇幅短小而格律精整的抒情詩，詞在比興手法上也有所發展。清人沈祥龍《論詞隨筆》說：“詩有賦、比、興，詞則比興多于賦。”納蘭容若說：“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托。”(況周頤《蕙風詞話》引《飲水詞》“填詞古體”)

　　唐詩、宋詞、元曲，后者之于前者，在詩的語言上，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清人鄒祗謨《遠志齋詞衷》說：“詩語入詞，詞語入曲，善用之即是出處，襲而愈工。”而宋詞之于唐詩，之于元曲，在詩的語言發展上也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尤以婉約詞人的影響為大。詩貴含蓄，詞比詩更含蓄，更曲折，能留。

　　(作者潘裕民系上海市黃浦區教育學院原副院長、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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