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在中國和世界的重大時代課題的判斷與探索中，實現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鑄就時代精神的精華和先進文化的靈魂的。

　　馬克思主義在創立時期留下的最具影響力的箴言就是：“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青年馬克思明確提出，哲學作為“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要“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使之“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變成文化的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在對中國和世界的重大時代課題的判斷與探索中，實現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鑄就時代精神的精華和先進文化的靈魂的。

　　時代課題的發展和理論創新的賡續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就是以黨對這一時期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的準確判斷和深入探索為前提、為根據的，更是以黨對這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的本質特征、根本內涵、理論要義及其變化趨勢的科學把握和理性思考為基礎、為根本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對這一系列變化的重大時代課題的回答中，實現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首先提出：“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鄧小平理論緊緊抓住這一重大時代課題，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體思路下，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加深了對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探討，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對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探索中，江澤民指出：“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堅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時代課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政府一切方針政策與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科學發展觀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七大從總體上作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概括，就是以新時期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對重大時代課題的回答為前提、為根據的。

　　時代課題的新變化和理論創新的新飛躍

　　黨的十九大在首次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就闡明，這一思想是以“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重大時代課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只要我們善于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能夠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

　　黨的十九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是在“聆聽時代聲音”中，從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一方面在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的深入分析中，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的闡釋中提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也是百年不遇，“我們要舉一反三，進行更有長遠性的思考，完善戰略布局，做到化危為機，實現高質量發展”。特別要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要“著重從發展戰略角度”，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六個主要戰略問題，即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完善城市化戰略，調整優化科技投入和產出結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這些戰略與經濟社會發展牢固相扣，與國家長治久安緊密維系，與國家發展和安全深切關聯，是“涉及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些戰略問題，在根本上就是圍繞“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展開的。

　　另一方面，在全面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勝利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面臨著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以及風險和考驗。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黨清醒認識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松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干群關系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黨的十九大之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從加強黨的自我革命入手，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理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總結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深入推進管黨治黨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對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規律性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這就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堅持發揚釘釘子精神加強作風建設，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持糾正一切損害群眾利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堅持抓住“關鍵少數”以上率下，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制度，形成全面覆蓋、常態長效的監督合力。這實質上就是“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重大時代課題中最為重要的問題。

　　從“八個明確”到“十個明確”

　　根據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發展，《決議》把這一思想探究的重大時代課題，拓展為“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決議》還根據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對這三個重大歷史課題回答中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把黨的十九大對這一思想核心要義“八個明確”的概括拓新為“十個明確”，升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時代精神的精華和先進文化的靈魂。

　　一是“十個明確”把“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列為首要“明確”的內涵，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思想。

　　二是“十個明確”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更加鮮亮的中國特色和中國底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一概述，既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也提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規定，開辟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

　　三是“十個明確”凸顯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理論要義。《決議》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點，進一步明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對于凝聚人心、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于團結奮進、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都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四是“十個明確”強調了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意義。《決議》指出，“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

　　五是“十個明確”凸顯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意義。《決議》指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這“十個明確”新概括，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的新闡釋，充分體現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實踐性、時代性和開放性的理論特征與思想意蘊。

　　(作者顧海良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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