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兩條麻花辮，一身無畏感。40年后，我仍如此，只是辮已泛白，身已疲病。40余年，有愧，有痛，無悔。40余年，一生只為一事來，1000多名孩子在我執教的山村小學啟智。40余年，我是教育扶貧工作的親歷者、見證者。40余年，我失去了右眼視力，右耳聽力，但依然還能工作。40余年，回看當年的逆行，我承認特傻，但我依然相信山里人需要我這樣的“傻子”。

　　是什么讓我從青春年少堅守到耳順之年?

　　最初的夢想

　　40年前，一個19歲南昌進賢的姑娘執意要去一個教師奇缺、遠離故鄉的窮鄉僻壤任教，她就是“傻傻”的我。

　　記得第一天費盡周折來到兩縣交界處的泥洋山深處，來到了這個教學點，看到教室昏暗潮濕，除了舊黑板和拼湊的課桌椅，什么也沒有，宿舍窗戶都不全，校園也沒有圍墻，如此現狀，我真想轉身就走，但天已將晚，很難再離開。那個晚上，村里放電影，大家都去看電影了，學校里沒有第二個人，我自己打掃房間，口渴得很，忽然天上來了一陣大雨，我接著屋檐上的水喝了個夠。那天夜里窗外山風呼嘯，不時傳來從未聽過的鳥獸的怪叫聲，感覺聲音就在房間中，恐懼、孤獨，我躺在簡易的木床上輾轉反側，不停地問自己，選擇這樣一個離父母幾百公里、位置偏遠、條件惡劣的山村小學教書到底為了什么?

　　第二天，門口一堆孩子瞧見我這位新來的老師，一雙雙純樸明亮的眼睛里，盡是新奇、期盼和渴望，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被深深觸動。心想，城里的孩子、山下的孩子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山里的孩子也得有老師啊!我還是先留下來吧——沒想到，一留就是40年。

　　山里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比我想象的艱苦很多，尤其是晚上，關在房間里睡覺時還要在床邊放根木棍，老鼠來啦，敲幾下把它趕跑，有一次敲過之后還聽到有聲音，我打開燈一看，發現床邊的椅子上竟然有一條大蛇在蠕動……而千腳蟲更是床上的“常客”，一不小心就會摸到。

　　當地村民對剛到任的我能否留下來，沒抱任何希望：她一個外鄉姑娘能在這里待得住嗎?看到他們的眼神，我的第一念頭是不想讓他們失望。

　　我學著開荒種菜解決買菜難問題;學校破敗不堪，我就買來材料，把教室修好，把冬日刺骨的寒風拒之窗外，讓學生在教室里暖洋洋的;學校設施簡陋，我就帶領老師們就地取材，搭乒乓球臺，挖沙坑……上級也充分肯定了我，1984年我23歲時就被組織上提拔為泥洋完小校長。一年又一年過去了，鄉親們由懷疑的眼神也變成了信任。

　　在偏遠的山村執教，交通是一個問題。我雖身在山上，卻不想讓自己的見識和思想囿于山中，但在山上只要出門就全靠兩條腿，學生的課本、教學用具、生活用品都得肩挑手提弄上山，一趟下來，腰酸腿痛，筋疲力盡。記得有一次，我擔著自己的女兒和一些課本、書籍上山，好不容易爬過一個山頭歇腳，力氣已經用到極限，而天就快黑了，我好焦急，這時好動的女兒卻又往山下一道風地跑了老遠，我絕望地哭喊著：“你讓我哪來的力氣帶你，(我們)必須天黑前走回去啊……”

　　再后來我學會了騎摩托車，借了600元錢和朋友合伙買了一臺摩托車，600元是當年我一年的收入，我要利用休息時間去干裝卸車的活兒，還上這筆借款。但我覺得值，摩托車比肩挑手提提高了不少效率，也讓我沒有再錯過有用的培訓和會議，是我在山村與外界聯絡的信使，還成了那個艱苦、恐懼、孤獨、信息不暢年代我為數不多的忠實戰友。40多年，從縣城到澡下鎮的近20公里、再從澡下去泥洋的約40公里，崇山峻嶺間盤旋顛簸的黃泥、砂石路，先后報廢了我6輛摩托車(今天這條路已經修成了水泥路，從澡下鎮至泥洋山肩上的白洋教學點，驅車依然還需要一個半小時)。不記得多少次獨自一人起早貪黑走在偏僻無人的山路上，被突然出現的野獸嚇趴在地上直喊“媽”;不記得多少次夜里騎車，被燈光吸引的漫天飛蟲直鉆眼睛、鼻子、嘴巴甚至直接吞進了肚子;不記得多少次摩托車壞在路上，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能哭著推車爬山。那時候說不怕是假的，只不過我把它視作人生選擇的代價和對我的考驗，這條路是我自己選的，既然鐘情于講臺，就必須面對。再后來，習慣了一些，也找到了克服恐懼的“方法”：只要是我獨自步行或騎車時就用唱歌來緩解恐懼，我的歌聲比摩托車轟鳴聲還大。

　　克服了執教初期的一些困難，也給了我不少信心，我發誓要成為孩子的光，照亮他們出山的路。我知道在黑暗中光的可貴：夜間在崎嶇的山路上來回，只要有手電筒或一束車的燈光，我就不再害怕;在簡陋的宿舍里，我自制煤油燈、買來馬燈，昏黃的燈光也讓我感到踏實、有希望，燈光再昏暗，我也能看很多書。我還要借著這些光，把知識的光亮埋進孩子的心里，點亮他們啟智之路。

　　去與留

　　“你要是去了那山里頭做老師，我一輩子不認你這個女兒!你會后悔的……”19歲那年，媽媽想用這樣的話留下我，我卻是那樣的堅定，軟磨硬泡地讓她同意我上山;直至臨終前媽媽還在勸我：“下山吧，你已在山里教了這么多年了，你們六姊妹算你讀書最多，如今你最苦啊!下山吧!媽求你了!”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好痛……

　　回想這40多年，媽媽經常把自己從牙縫里省下的錢悄悄塞給我，捧著母親給的錢，我熱淚盈眶：“娘啊!您給我的錢我收了，有些墊給貧困孩子用了，等女兒有錢了、退休了，一定好好孝敬您!”但她走時我卻食言了。

　　“就你覺悟高，我配不上你!人家都削尖腦袋往山下走，而你還越往更艱苦的地方鉆……”曾經，看到夜雨打濕床鋪、無處落腳的房間，憐惜我的丈夫這樣無奈地向我咆哮著。

　　“我覺得我不是你的孩子，那些山里娃娃才是你的孩子!”曾經，被冷落的女兒也這樣對我訴說。

　　家人不是不懂我，是太懂我、太愛我!但他們又無法阻擋我。我已經把自己交給了那座大山，交給了山村教育，對山里的孩子，我真的離不開也舍不得。忠孝不能兩全，人生就是一邊選擇、一邊放棄，一邊擁有、一邊失去。這一邊，我對家人虧欠得太多，我知道自己不是好妻子、不是好女兒、不是好媽媽，這是我永遠的痛。

　　一年又一年，從“支姐姐”到“支媽媽”，再到“支奶奶”，無數次有人問我：支老師，你會走嗎?我回答：我走了，孩子們怎么辦?沒有知識，他們一輩子都只能在山里受窮。世上有些事總要有人去做，為什么帶他們走出貧窮的不能有我?

　　面對困苦與奉獻，當很多人詰問“為什么是我”時，我卻問自己“為什么不能是我”。

　　20多年前我已是殘疾人了，首先是甲狀腺功能減退，然后是視網膜黃斑部出血，導致右眼失明;1995年的一個晚上，我的右耳鉆進一只硬殼蟲，以為蟲子弄出就沒事了，因舍不得耽誤課程下山就醫，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導致右耳失聰，聲帶結節，不能喝涼水;雙腿靜脈曲張，動了14刀……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人經常問我：“年齡這么大了，做了該做的，付出了那么多，為什么還不下山?”我的回答是：因為山里需要，因為愛，因為我愿意!因為我走的是屬于自己的人生路，自己選的，沒人逼我，所以跪著我也要走完……盡管有些不懂我的人把我的故事講出了很多版本，我也不想解釋，只想默默走完自己的路，我深知自己教的不光是臺下坐著的一些孩子，而是山里父母幾代人的希望……

　　2000年，所有教師都離開了，一所小學、兩個教學點的教學和管理工作全部壓在我一人身上。我也還是堅定地在“連峰路朝天”的泥洋山上的幾個教學點間飛馳奔走。

　　2007年，擔心我身體的丈夫偷偷把我調下山。我走了，孩子們怎么辦?我不忍心就這樣下山，組織上沒找到合適的老師上山，我在山下只待了一天，流了一天的淚，就要求重返學校。

　　2012年，泥洋教學點撤銷，年齡偏大、身體欠佳的我被安排到條件較好的中心小學去任教。家人以為我這下可以下山了，誰知一個比泥洋小學更遠更艱苦的白洋教學點需要老師，得知消息的白洋村村民聯名請我去白洋教學點任教。我不想讓白洋的群眾失望，更希望白洋的孩子能夠就近讀書，懷著對家人的愧疚，我再一次放棄下山的機會，頑強地扛著行李帶著泥洋剩下的幾個孩子奔赴了白洋教學點，陪著幾十名留守孩子，又當全科老師又當媽，為路遠的孩子做中飯，為不少孩子買衣服、學習用品……

　　轉眼到了2016年，我可以退休了，卻因為山里調不上老師，我還是選擇了不退，依然還沒有能夠下山……盡管年紀一年大過一年，我依然沒有想過退休、想過下山。“只要孩子們需要，我就會一直堅守在這里。”

　　一生只為一事來

　　“女孩子，總歸要嫁人，讀什么書”“家里窮，讀不起了，讀不讀都一樣”“孩子讀不讀書是我家里的事，你管不著”!這是家訪時我常常能聽到的說法。

　　知識應該能夠改變命運，然而過去的山里人卻不是人人都這樣想。我不愿意一個孩子離開我的教室。

　　“誰家還沒個難事，這是我剛拿的工資，你拿去用，孩子絕不能不讀書。”我掏出自己的工資……“女孩子讀書有出息了，才是你的福氣啊!”一次次走門串戶，我是一定要把輟學女孩拉回學校的……

　　40多年中，很多時候我的家庭都是入不敷出的，為了補貼家用，也為了資助更多的學生，我就在雙休日、節假日跟著壯勞力去給大卡車裝毛竹、裝木頭。有次裝車出車禍了，我跟著大貨車翻了幾個滾，昏迷了很長時間才慢慢蘇醒過來，到現在右邊太陽穴旁還有凹陷的痕跡，每年都會疼幾次，但我從未向別人包括家人說起疼的事——不想對外人說，是不想聽到有人說我：誰叫你待山里了?不想對家人說，是因為怕家人擔心。我希望呈現在別人面前的都是陽光的支月英，直到今天我放下了這些包袱，才愿意把這些往事講出來。鬼門關躺過的我問自己，為什么我大難沒死?可能是考慮到我在山里的使命還沒完成吧，所以大難沒死的我，非常珍惜活著的每一刻時光，珍惜我的使命，我不僅資助自己的學生，有機會還會資助校外的貧困孩子。

　　“別人當老師賺錢，你當個老師倒貼錢!你吃這么多苦，是為了什么?”面對朋友這樣的疑問，我笑而不語，懂我的人不用解釋，不懂的人解釋了也理解不了。

　　我所做的一切都有我看重的價值：

　　首先是快樂和溫暖，讓我割舍不下。

　　“支老師，下個學期我就去別的學校上學了，我能不能親你一下?”一個即將離開學校的孩子悄悄對我說。

　　“支老師，你喜歡吃筍嗎?明天我挖給你吃啊。”一位手腳勤快的孩子總對我說。

　　“支老師，我們陪你一起送家遠的同學回家吧?要不然你送完他們，就只有一個人回來呢!”一些孩子主動當起“護花使者”。

　　“支老師，中午到我家來吃艾餅”“支老師，晚上去我家吃散燈面”!再有，村里誰家有喜事，只要碰到休息日，都一定會請我去當“嘉賓”……

　　無論是泥洋，還是白洋的父老鄉親，都把我當親人，在我心里他們就是我的親人，令我感動。比如有一次我發燒不退，一名學生的奶奶給我端來一碗面條，面條上還臥著荷包蛋，她說著理解我的話：“一個人教幾十個調皮孩子，你這是累的。”有一次我感冒了很長時間，一個人在山上扛了很久，堅持上完一節課后趴在了講臺桌上，所有的孩子都脫下了自己的外衣或馬甲披在我背上，頓時背上像壓了一座山……像這樣的故事我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我還有什么理由不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家，不把山里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能離開，就因為他們的信任，因為他們愛我，那里需要我這樣的傻子。

　　其次是成就感，真實的成就感讓我欲罷不能。

　　在我的努力下，40多年來村里的孩子沒有一個輟學。在“潤物細無聲”中，小村莊的脫貧致富一點點從夢想照進現實。

　　曾經有人問我過去的學生：“對山里孩子來說，老師意味著什么?”學生回答：“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樣。”如果真是像孩子說的這樣，作為救命稻草的我怎能輕易離開?師者，何止傳道、授業、解惑?更是他們人生路上重要的引路人。

　　我的青春歲月，陪伴一群又一群孩子的童年，自己的成就便是孩子的成就與明天：

　　那個曾經讀不起書、被我資助的學生劉強，到工業園區做起了“小白領”，成為一家人的希望。

　　那個聰明女孩彭小紅，成為村里第一個本科大學生，在廣州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那個自己和母親都是我學生的女孩涂莎，和母親先后都走上了三尺講臺，成為人民教師，托舉起更多孩子的夢想……

　　山里孩子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如果連我也走了，那么他們誰來教?為什么不能是我?!

　　如今，我欣喜地看到，不論是泥洋村小學、白洋教學點，還是奉新縣澡下鎮的其他學校，辦學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這里也有了年輕的支教老師，教育均衡正在逐步實現。

　　40多年來我低頭做事也仰望星空，但我從不跟別人比物質條件，沒有可比性。我每天活在感恩中，知恩感恩，我也教育孩子們，恩情不分大小，我們都必須永遠牢記在心里，當我們長大了，有了能力的時候，就一定要全力相報……幾十年見證了普普通通的我也可以實現自己的價值，也可以為中華民族的教育發展添上自己絢爛的一筆。我想，人這一輩子不一定要做好很多事，只要盡力認真做好一件有益的事，活著就有價值。

　　當白洋教學點漏風漏雨的泥巴房變成新校舍時，我為學校設計了一個校徽：三棵綠樹之間，一只白鴿展翅飛起。綠樹，是這大山，白鴿，是每一個能自由飛出大山的孩子。校舍的墻壁上，我寫了一句話：給孩子溫暖，給孩子希望，給孩子力量。

　　我和無數用責任與愛心投入脫貧攻堅戰的人們在一起，不是因為有了希望才選擇堅守，而是因為堅守才有了希望。我的肩上有多份更重的責任，一份更重的擔當。我謹記自己是一名光榮的黨員老師，更是一名傾聽民聲，反映民意，為群眾講實話，做實事，為民代言的全國人大代表。我將堅守希望，堅守心底永恒的承諾，沒有休止符!

　　(支月英 作者單位系江西省宜春市奉新縣澡下鎮白洋教學點)

　　《人民教育》雜志2021年第17期，原題為《一生只為一事來》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