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文革”開始的那一年，“文革”結束后，在村里的小學讀了三年書，并遇到了我的啟蒙老師——嚴厲而又慈祥的聶秀清老師。

　　13歲時，我考入了縣城唯一的重點初中，成了一個“正式”的讀書人。說是讀書人，其實當時除了課本，哪兒還有閑錢買其他書?直至1982年，我考入忻州師范學校后，才真正有了可讀的“閑”書。后來日子過得寬松了，我口袋里的些許零錢，支撐著我和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學星期日在書店里泡一整天，把一毛、兩毛錢一本的各類書籍欣喜地買回去。1985年畢業時，一個二尺見方的木頭箱子，已經放不下那些書籍了。

　　畢業后，我做了幾年鄉村教師。鄉村學校單調的業余生活、匱乏的精神世界，使我再度拾起課本，成為山西大學教育系教育與心理專業師訓班的一名在校學生。這里的圖書館好大、好漂亮!《家》《春》《秋》《駱駝祥子》《安娜·卡列尼娜》……難讀的還有“天書”《尤利西斯》。每逢周日，我和同學們還要去省城新華書店“獵奇”，那時的“五角叢書”我總是一摞一摞地抱回去。我讀懂了諸如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淵藪”，也更深刻地悟出了讀書的價值。

　　大學畢業后，我信守不改行的承諾，在一所鄉辦初中當教導主任、校長。1993年，我成為一名縣級教研員，20多年間，我由教研員到副主任、主任，前前后后經歷五任局長，每一任局長，我都能讀懂他們成就教師、提升教育質量的美好期盼和良苦用心。靠讀書一步步走出來的我，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能借力讓很多人去影響更多的人讀各式各樣的書。

　　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全面鋪開后，師生角色的轉換，需要理論武裝的頭腦和腳踏實地的行動。恰在這時，一位課改專家為我們寄來了山西省教育廳原副廳長張卓玉即將出版的《構建教育新模式》部分書稿。如獲至寶的我們細細品味、操作試行，先培養課改領頭人，后來又陸續購回兩千多冊，分發給全縣的教師們。再后來，我們推動各學校把《給教師的100條建議》《中國教育尋變》《陶行知文集》等書籍擺在了校長、教師們的辦公桌上。

　　為推動讀書活動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我們邀請上海市建平實驗小學教師、《迷人的閱讀》主編朱煜作了“閱讀與教師成長”專題講座，進行了教育部教育裝備研究與發展中心中小學圖書館與文科教育裝備處“閱讀素養提升路徑策略課題”暑期大培訓和10個子課題的開題報告會，引進“攀登閱讀”素養提升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閱讀項目、山西省名師工作室閱讀項目等多個項目，助推了縣教科局圖書館的成立。

　　讀書實踐厚積薄發，成果不斷涌現。我們總結出“20”字課堂教學策略，并成為忻州市教育科學規劃的指令性課題;《繁峙縣區域推進課堂教學改革實踐探究》等6項成果獲山西省基礎教育教學成果獎;《利用當地紅色資源對中小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實踐探究》等9項成果在歷屆中國教育創新成果公益博覽會上成功展出;等等。

　　如今，繁峙縣教科系統有了良好的閱讀生態，到處洋溢著和諧、靜穆、幸福的學習氣氛。民間組織的清涼書院、憨山書院也交相呼應，帶動促進了繁峙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文明、積極、和諧、綠色、生態、共享的繁峙文化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幸福繁峙建設“悅”讀正在路上。

　　影響我的一本書：《構建教育新模式》

　　2014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在繁峙召開“繁峙縣區域推進課堂教學改革現場交流與研討活動”;2015年，我主持的“整體設計、問題開啟、自主學習、展示共享、梳理發展”的“繁峙縣‘20’字新課堂教學模式”課題，成為忻州市教育科學規劃的指令性課題;2017年，我主持的《繁峙縣區域推進課堂教學改革實踐探究》被評為山西省基礎教育教學成果二等獎。這些成就得益于繁峙教育系統共讀一本書——山西省教育廳原副廳長張卓玉的《構建教育新模式》。

　　《構建教育新模式》用了12個章節列舉了8所學校的典型事例，圍繞一個主題——重建教育新模式，從“教育的一場革命”的高度，論述了作者對教育的看法、建議和主張，給出了具體的操作實施辦法。這本書讓繁峙課堂的自主、合作、探究、展示成為常態，讓小組學習成為學習的基本形式;這本書改變了繁峙的課堂教學模式，催生了一大批優秀教師，滋養了一茬又一茬學生，影響了繁峙教育改革發展的進程，也成就了我的教育人生。(胡永平)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