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偉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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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0日，全國教育大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系統推進教育評價改革，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時代特征、彰顯中國特色、體現世界水平的教育評價體系的改革目標。

　　獲得同樣分數的兩名學生，誰的學習成本更高?經驗驅動的課堂教學，能否通過科學診斷加以改進?都是家門口的學校，如何客觀評價哪所更優質?

　　10年前，進入內涵發展新階段、教育綜合改革“深水區”的上海基礎教育，聚焦轉型發展最為艱難的攻堅領域，全面開啟了“上海市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綠色指標”教育評價改革的新探索。10年來，上海已有69.86萬名學生、10.8萬名教師、1.2萬名校長及25.8萬名家長參與了調查，為教育決策制定和教學行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實證數據。

　　關注學業成績，更關注背后付出的學習成本;關注學業質量，更關注學生快樂成長、全面發展的過程。“綠色指標”為上海基礎教育打造了全新的“綠色標尺”，也帶來了均衡和諧、優質持續的教育“綠色生態”之變。

　　用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楊振峰的話說，作為上海推進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重要實踐，在推行10年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的這把“綠色標尺”已成為衡量全市義務教育學校辦學質量的指揮棒，全面客觀地反映著學校的辦學質量和進步指數。

　　評什么

　　構建全面反映學業質量的“綠色GDP”

　　分數至上，忽視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學習過程;結果功能單一，忽視評價的診斷和改進價值……新世紀初，先行先試的探索讓上海在獲得“改革紅利”的同時，也率先觸及到教育內涵發展中深層次的矛盾。

　　2009年，上海學生第一次參加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的測試，測試結果雖然證明了上海基礎教育的學業水平已達到一個高峰，但也顯示了上海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課業負擔仍然偏重。

　　從破解學生全面成長、學校內涵建設的難題切入，從扭轉社會輿論最關注的問題入手，教育評價改革成為上海基礎教育必須攻克的堡壘。

　　在前期積淀6年的基礎上，2011年11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與教育部原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合作推出了《上海市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綠色指標(試行)》(以下簡稱“綠色指標”)。

　　作為內涵發展中最難啃的硬骨頭，“綠色指標”該如何確定?回首10年，當年的爭論，在今天看來依然讓人回味。

　　“哪些指標一定要放進‘綠色指標’中，當時有過不同意見。”參與項目10年的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質量監測部主任汪茂華至今記憶猶新，“尤其是諸如道德品質、人格完善、高品質思維能力等指標，站在國家戰略發展的方向和未來人才發展的趨勢看很重要，但是按當時的測評能力用紙筆測試很難衡量，到底要不要放進‘綠色指標’體系?最終，上海的市領導‘一錘定音’，放!”

　　測評的技術可以研究、能力可以提升，但導向不能偏移、標準不能降低。“‘綠色指標’的綜合評價，其根本的導向在于建立正確的質量觀、學生觀、教學觀，在于回答‘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這是當年上海市政府堅定的理念。”汪茂華說。

　　評價，是一道世界性難題。聚力學生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的“綠色指標”該如何發揮好激勵、反饋等功能，達到對教學的改進作用?學校教學有很多環節，教師課堂教學既是核心又較復雜，該如何評價中小學日常課堂教學改革?

　　“‘綠色指標’緊緊抓住了課堂教學改革的關鍵——教學方式。”在上海市靜教院附校校長張人利看來，這一選擇體現的正是對理論與實踐的深度理解和融合，教學方式是一項“中位”層面的研究實踐，上接教學理念和思想，下聯教學手段和方法，教學方式的轉變恰能反映教師教學行為的根本改變。

　　在長期實驗、分析、調研后，1.0版的學生學業水平、學生學習動力、學生學業負擔、師生關系、教師教學方式、校長課程領導力、學生社會經濟背景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品德行為、身心健康、進步10個評價指標得以確定，打破了原本“一列縱隊”的學業成就排名方式，以具有綜合特征的評價體系撬動起內涵發展最重的“砝碼”。

　　評價改革是個漸進發展的過程，教育評價改革更需要在實踐中完善。“綠色指標”經過7年磨礪摸索后，于2018年推出了2.0修訂版。從1.0版到2.0版，“綠色指標”也在育人的大理念引領下不斷豐富和精細化，比如，1.0版中身心健康指標下只有關于學生體質健康的監測，在2.0版中，給予了青春期和特殊群體學生的心理狀況更多關注，還增加了對學生藝術素養、國際視野、社會實踐經歷的考察。

　　又如，隨著對課堂主陣地研究的深入，上海的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認識到課程領導力不只是校長的專屬，教師也要具備課程領導力。因而，在2.0版中，教師教學方式從一級指標變為了教師課程領導力的二級指標。在新的一級指標下，又豐富了對“教師教學理念”“教師學業評價能力”這兩個二級指標的要求。

　　在“綠色指標”2.0版中，10個一級指標修訂為學生學業水平、學生身心健康、學生品德和社會化行為、學生學習動力、學生對學校認同度、學業負擔與壓力、教師課程領導力、校長課程領導力、教育公平、跨時間發展變化。

　　10個維度的綜合評價，既關注學生的學業，又考察影響學生學業質量的各種因素;既衡量學生一般認知能力水平，又衡量學生體質、品德、創新等高層次能力的水平;既以學生發展為中心，又兼顧教師、校長、學校乃至家庭對學生發展的影響。

　　作為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項目，也是部市共建國家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合作項目，“綠色指標”不斷先行先試，不僅開啟了對上海基礎教育質量的定期體檢，更率先構建起反映全面質量的“綠色GDP”，從2016年起覆蓋上海所有小學和初中。

　　上海市連續數年將“綠色指標”評價改革納入市政府重點工作，并撥出專項經費，用于全市“綠色指標”的研究與實踐;同時在教育費附加中列出“課程評價改革”項目，支持全市評價改革的硬件建設、技術引進、師資培訓。

　　而支撐這一改革的，遠不止一個城市、一個部門，更是全國專家、眾多學校、無數教育工作者以及“立德樹人”這一清晰而強烈的價值導向。

　　怎么評

　　簡單評價不科學，科學評價不簡單

　　評價難，難在專業性很強，必須走在科學的道路上。

　　“‘綠色指標’可以說是集國內外評價指標之長。”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黨總支書記紀明澤告訴記者，項目組持續跟蹤了國際國內各大規模教育評價項目，在評價方式上開展了比較前沿的探索，除運用學科測試、問卷調查、現場觀察等多種方式采集學業質量的信息外，還突破紙筆測試的限制，采用了諸如操作性任務、計算機交互式任務等來評價學生。

　　專業化的評價隊伍同樣不可或缺。在學科命題上，項目組組建了一支專家團隊，由市區兩級教研員、中小學一線教師以及高校專家共同構成。各區也紛紛組建教育質量評價專業機構，配備教育評價專業人才。同時，為了保障權威與公正，每次“綠色指標”正式測評前都會組織大規模的試測。試測采用3套試卷，發現問題，及時調整，最終形成科學合理的1套試卷。

　　評測時間一般在一天內完成，采用學科測試、問卷調查、現場觀察和體質監測等多種方式采集學業質量信息，摒棄傳統統考統測的模式，進行科學的抽樣設計。其中，問卷調查涵蓋了校長、教師、學生、家長，采用跨層調查、心理投射等技術提高調查結果的真實性。

　　評價是一把“雙刃劍”，使用不當，會打擊學校、教師的積極性;做得好，則能成為教育發展新的生長點和推動力。從改革之初，上海就確立了一個導向：“綠色指標”不是評比，更不是選拔，它是一次“體檢”。

　　因而，“低功利”成為“綠色指標”一個鮮明標識，它不止體現在對非學科因素的關注上，也體現在指標實施上的重過程、看增值。10年來，“綠色指標”不作終結性評價，不與畢業升學、績效考核和問責直接掛鉤，不需要學校、師生展開針對性訓練，更不增加學生學業負擔。少了“分分計較”，多了對質量更為理性的反思。

　　一項改革的發展過程，本質上是挑戰自我、蛻變成長過程。這一點從“綠色指標”名稱的改變上可見一斑，從“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綠色指標評價體系”到如今的“中小學學業質量綠色指標評價體系”，雖然評價的對象依然是“中小學生”，但如何用評價結果改進“中小學”，才是一個“真命題”。其背后的邏輯，凸顯的正是對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審與追求。

　　10年來，“綠色指標”的測試問卷從有學生問卷、教師問卷和校長問卷到2015年增加了學生家長問卷;測評周期也從原來的“兩年連測、一年改進”，調整為自2015年起“三年一輪、兩年改進”，為區校留足了改進自身教育教學實踐的時間。以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測評為支撐，教育評價這片藍海才可化為載舟的力量。

　　如何用

　　撬動教育內涵攻堅最有力的“杠桿”

　　如何讓數據“說話”?第一步就是幫助學校看懂“體檢報告”。

　　“報告不是簡單地公布數據，而是基于深厚的經驗和專業的眼光，揭示數據背后的信息，描述數據背后的專業故事，為學校、教師的改進提供更為精準的信息和精到的指導服務。”汪茂華告訴記者，“體檢”后每個區校都會拿到“綠色指標”指數報告、基礎數據報告、學科報告等多種類型的報告，上海還會進行市區校三級的報告解讀和教研活動，“只有把評價用于學校的發展，才能體現出‘綠色指標’評價的實踐價值”。

　　幾輪檢測下來，徐匯區上海小學的教師注意到，學校每次的“學習壓力指數”都明顯低于區平均水平，與其他幾個指標形成鮮明對比，有的班級成績很好，但負擔重;有的班級成績一般，負擔也很重。于是，學校沉下心來，挖掘背后的壓力源。經過調研，學校以日常教學和心理健康為著力點，一方面變測驗為練習，變分數為等第，完善教學和作業設計;另一方面開發適合三至五年級學生針對性較強的團體心理輔導課程，同時編制形成了一套學習壓力測量工具。兩輪實驗下來，79.4%的學生表示，學習壓力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10年來，‘綠色指標’是靠影響力在推動，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汪茂華看到，這一綜合評價已經對學校產生了一種“倒逼效應”，成為促進學校改革的一個有力杠桿。

　　第一次參與“綠色指標”綜合評價，分析報告顯示，洵陽路小學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比較弱。如何改進?洵陽路小學通過課程架構的完善，開設了八大類幾十門陽光課程，力圖在豐富的學習體驗中做探索。第二次檢測的時候，這個指數有了提升，進一步助推了學校課程及教學更深層的變革。

　　10年來，“綠色指標”在促進教育均衡、激發辦學活力、營造良好生態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最近一次的初中調查結果看：城鄉之間學業成績差異總體呈現逐步縮小趨勢;在“提質增效，學生學習狀態逐步改善”方面，學習自信心較強的學生占比為80.9%，比上一輪測評有明顯進步;對學校教育“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初中學生家長占比為92%，比上一輪測評提高了10個百分點。

　　“綠色指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家長、社會對學校“好差”口口相傳的主觀評價。

　　靜安區實驗小學的前身是新江寧小學，曾是區內比較薄弱的學校。由于各種原因，教育質量不盡如人意，生源流失嚴重，辦學遇到很大困難。但隨著“綠色指標”的公布，社會、家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度有了明顯提升，不但學生流失少了，還出現了一些家長想方設法把孩子送進該校的情況。因為大家在“綠色指標”中看到了學校在“教學方式”“師生關系”“睡眠時間”等指標上的突出表現，對學校有了新的認識。

　　“‘綠色指標’不是評價改革的單兵突進，而是課程、教學、評價、管理改革的協同推進。”紀明澤認為，上海的教育評價改革之所以能夠發揮日益強大的效應，正是發揮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鏈式效應”。

　　據悉，“綠色指標”催生了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政策。與“綠色指標”相配合，上海市教委在小學全面推行“基于課程標準的教學與評價”。同時，“綠色指標”也被納入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和學校發展性督導。2018年，上海市教委發布的《關于實施百所公辦初中強校工程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對“實驗校”突出增值評估，將“綠色指標”表現、學校綜合考核等進步情況作為評價“實驗校”建設和緊密型學區、集團建設等方面的主要指標。

　　上海16個區也均出臺了有關“綠色指標”的改革政策，其中許多政策是專門落實“綠色指標”的。比如，長寧區從3個維度出發，設計了學生身心健康指數、學生學習生活幸福指數、學生學業成就發展指數;靜安區針對學生身心活力指數，構建了區域學生“活力發展”評價體系……這些都是對“綠色指標”的區本化延伸、深化和創新。

　　10年來，“綠色指標”充分發揮了評價指揮棒作用，已成為推動上海教育整體改革的著力點、突破口和“風向標”。從1.0版到2.0版，繼續走向深入的“綠色指標”在沉淀下寶貴經驗的同時，也在反思與實證中不斷超越，10年砥礪再出發。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