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中師畢業。

　　那一年，我18歲，一心當老師。后來也如愿以償。

　　這一干，就是41年，其中在湖南的公辦學校工作了20個年頭。41年來，我一直在第一線和學生朝夕相處，摸爬滾打，才終于有了一點底氣，可以跟外人說，自己收獲了學生本來的樣子和老師該有的樣子。

　　我有時候跟人爭論“教育”與“教學”的不一樣。我覺得，教育，是要讓每個生命都有尊嚴地發展，人是不可以被教育淘汰的;教學，可以是培養專業人才，可以競爭，允許淘汰。

　　這些年，我創辦了四所學校，一所公辦，三所民辦。都是先有我這個校長，后有學校。我的校長越當越小——從公辦到民辦，從上千人到幾十人，從教育發達地區到教育相對落后地區，從普通學校到“問題孩子”學校。

　　但有一點我沒變過——我想當的是個教育者。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單純的教學者，我覺得對孩子們是一種罪過。

　　我的校長越當越小

　　2000年11月29日，我向上級提出辭職申請。沒等批準，我就擅自離開了工作了13年的校長崗位——現在想起來真的很過分。

　　離開校長崗位的那天，我沒聽進去領導的任何一句批評，也沒有聽進去任何朋友的好言相勸。我執意要離開。我的老父親對我嘆氣：“好好的一個鐵飯碗，你就這樣丟了……但我相信，你已經長大了，你的選擇應該不會錯。”

　　那時候，我38歲，已經在公辦學校工作了20年。

　　離開的那一刻，我對培養了我20年的領導說：“不管到哪里，我都不會離開教育。有條件了，我會辦一所學校，這所學校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如果沒有辦學校的機會，我就一直做個班主任。我的班級，不會讓任何一個孩子因為恐懼而失學。”

　　2011年8月，我辦了昆明丑小鴨中學。

　　這是一所專門接收不適應傳統教育、不適應分數評價的“問題孩子”的民辦初中。這11年，丑小鴨中學幫助了近3000名“問題孩子”。

　　丑小鴨中學的新生報到，永遠比其他學校晚。這是因為，只有其他學校開學了，才有不適應那里的孩子過來。

　　孩子們不是剛不適應就被送過來的。很多家長都懷有一絲希望：過了一個假期，孩子應該能適應了吧。結果一開學，發現還是老樣子。我對老師們說：“家長把孩子送來，不是相信我們，而是他們已經拿孩子沒辦法了。”

　　丑小鴨中學的學生來自全國。學校接收學生就像醫院接收病人一樣，任何一天的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學生入校。自愿來的學生非常少，很多都是被父母“騙”來的、“綁”來的。如果父母根本無法把孩子送來學校，學校就會在作出評估后去學生家里接孩子。我就親自接過4個孩子。

　　有些孩子剛來到丑小鴨中學，非常不適應。我接過好幾個新生寫給我的信。有罵“詹大年，你不是人”的，有說“詹大年，老子要炸了你的學校”的。我不怪他們。因為這些孩子對學校、校長、老師徹底失去了信任。

　　因為入學和“畢業”時間都不確定，丑小鴨中學從來沒有真正的假期，包括春節。有些孩子根本不適合回家，有的剛入校不久，父母擔心接回家后又管不住。

　　“丑小鴨”的校名是汪葉菊女士取的。汪女士當時是民進昆明市委主委，昆明市政協副主席、昆明市民辦教育協會會長。當時，除了汪女士和我，沒有一個人贊同這個校名。有些家長故意繞過“丑”字，說成“小鴨學校”。

　　汪女士不管這些，她說：“多有詩意、多有期盼的名字呀。”“丑小鴨”的存在是個繞不開的事實。我們為什么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呢?我曾說：“‘丑小鴨’長大后是要飛向藍天的，‘小鴨’長大后只能變成烤鴨。”

　　在辦丑小鴨中學的11年里，我遇到過幾次絕境。有同行的誤解以及經濟上的寸步難行。我的核心團隊一直不離不棄，我們攙扶著走到今天。他們，是我最大的力量，也是我永遠的愧疚。(詹大年)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