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丑小鴨中學的課程設置有什么特別的地方?

　　詹大年：課程上我們分為3個板塊，一是國家課程;二是校本課程，比如心理課、活動課、軍事課;三是社團課程，我們有吉他等20多個社團課程，學生根據興趣自由組織。學生每天的室外活動至少3小時，不知不覺成了治療抑郁癥的陽光療法、運動療法、群體療法，治愈了很多孩子。

　　我們每個班分配了3名文化課老師，分別教文科、理科、英語，“問題孩子”學習不好，主要問題出在師生關系上。這樣分配，師生關系就簡單得多。我們把課堂作為生命共同體和關系共同體，課堂上一般會用到3個“工具”：學習同伴、學習卡、互聯網。課堂的三部曲包括：獨立學習、同伴互動、全班分享。此外，我們在文化班級之外還分了混齡的生活班級，可以讓老生帶新生，讓新生更快地融入集體。

　　記者：與“問題孩子”相處，您有什么秘訣?

　　詹大年：秘訣就是尊重他。問題很大的孩子真的不多，主要是溝通的問題，有些老師和家長沒有看清楚人性的本質和孩子的生長規律，比如青春期的孩子談戀愛沒有什么不對，需要引導。有些孩子因為心理問題而去破壞規則，實際上還是心理問題的外化，不是道德品質的問題。

　　記者：丑小鴨中學的學生大多來自城市“三高家庭”(高學歷、高收入、高社會地位)，在您看來原因是什么?

　　詹大年：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很多人覺得“問題孩子”來自貧困家庭、留守家庭、離異家庭、低學歷家庭。我辦了這所學校之后才發現，絕大部分“問題孩子”都來自“三高家庭”。第一，高學歷家庭的家長對學習的要求比較高，要求孩子一定要考上什么學校、達到什么分數。他們把自己以前學習的要求投射在孩子身上�，F在的孩子學習追求的是個性和自由，在學習目的上與父輩不是一碼事，其實比上一代人進步得多，但是我們看不到。第二，我也是最近幾年才發現，學歷高的人有很高的專業素養，但一些專業素養高的人可能有人格的缺失，科學家也不一定適合做父母嘛，有時候父母看不到這些。第三，收入高的家庭，管孩子的時間少。很多高學歷的人受到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可能造成認知的缺失，也可能造成人格的不完整。“三高家庭”的焦慮感反而比普通家庭高。

　　記者：為什么說您的核心團隊是您最大的力量，也是永遠的愧疚?

　　詹大年：從一個破舊的學校開始，我的核心團隊一直在我身邊不離不棄。我們對待孩子的方法、課程設置、班級設置都是大家在實踐中慢慢干出來的，沒有現成經驗學習。我們的學校很小，各方面條件都不好，生活很苦很累，因為一直有學生在，學校11年沒放過假，老師的待遇也沒有特別大的改善。我當了30多年校長，最愧對的就是他們。如果我不是創校人，我可能也待不下去。他們可能是對生命的敬畏、對事業的追求、對我的信任，一晃十多年就這么過來了。

　　記者：很多人都好奇如果沒有了詹大年，丑小鴨中學還會有嗎?

　　詹大年：我沒想過這個問題，講實在的，努力做到無能為力為止。學校辦了11年，沒有套路、模式。對學生好一點，把每一個孩子當孩子看，這樣持續地做下去，孩子們好了，學校就可以辦下去了。再說，如果所有的教育者都能接納孩子，哪來的“問題學生”呢?丑小鴨中學這樣的學校本來就不需要。我現在就想“消滅”這所學校。我根本沒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丑小鴨中學。只是，我想，假如學校哪天真的沒了，孩子們想回來看看，他們去哪里呢?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