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上海，細雨蒙蒙。剛剛來到中國第四天的杜威為千余青年演講，不料次日五四運動爆發。這場憑青春之名席卷華夏的民族自救，竟以“偶遇”的方式與他邂逅。我愛讀這場“偶遇”，在《杜威家書》《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等著作中，均能溫暖地與之相照。像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樣，這場“偶遇”帶著命運的投射與暈染，改變了杜威，也改變了中國。

　　我柳暗花明的教育人生，也因緣際會于“偶遇”——書中的杜威，躍然而出，欣然在側。讓一切都美好地自然生發。

　　“教育隨時都是自己的報酬”

　　初讀杜威，是2011年在王麗琴博士的引薦下，參加了閱讀小組。捧起《民主主義與教育》，發現它如同一堵嘆息之墻，巨碩、厚重、冷峻，拒絕輕佻或獻媚的世俗騷擾。那時候，我正在帶高三，兼著校團委的工作，披星戴月，任務繁重。相比于勞形之困，對機械訓練的厭惡，對效率至上的競逐，更叫人窒息。大旱望云霓，任何一個年輕人都渴望改變。但晦澀難懂的杜氏著作，每日淺嘗輒止，內心頗多抗拒。恰其時，有關學校“可能拆并”的消息傳來，一時人心惶惶，前景黯然。也許是命運的安排，突然聽到一位老主任鼓氣道：“大家不要多想，杜威說過，‘支配想象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黃金時代是在我們前面，不是在我們背后’。咱們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一語驚醒夢中人。“杜威”的名字，明明熟悉，卻又那么陌生。想起《道德經》中說“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自己之前就是這樣的狀態，將信未信，空有讀書之形而已。實際上，走近名著并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自帶的“學問結界”，如知識門檻、術語壁壘、文化隔閡等，阻退了許多人。但奇妙的是，柳暗花明的強心針，有時只是“偶得”的一句話而已。于是，再次翻讀時，便有了由衷的敬意：“我們并不生活在一個固定不變的和完結了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個向前發展中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展望未來，而回顧過去的價值在于使我們可靠地、安全地和有成效地應付未來。”

　　從此，杜威的聲音在夜晚的臥讀中，一遍遍回蕩。向前，向前，永遠向前!可是，路在哪里?1896年，杜威打造了自己的實驗學校，在建構“微型共同體”的理念下，他與一群或大或小的孩子“嬉鬧”在一起。煎雞蛋、修木凳、紡紗線，甚至合力搭起了木屋，不亦樂乎。這所學校雖只存在8年，卻催生了偉大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每念至此，心潮澎湃。我漸漸萌發建構“師生共同體”的念頭，并竭力嘗試：在凌宗偉校長的支持下，辦《心智家園報》，以心理健康為支點，為孩子們提供精神棲息之地;創校刊《今天第二》，以文化濡染之力，提倡“慢學習”“慢生活”，以抵抗效率主義。我召集語文組、歷史組、生物組的青年教師，為孩子們編寫故事、詩歌、謎語，以杜氏的溫暖共情，書寫個人的教育理解與實踐。

　　美國學者斯普林格在總結西方的教育哲學時，喟嘆每個人的腦袋中都裝有一個禁錮思想的“輪子”。正是這個“輪子”定義著真善美、假丑惡，人們卻渾然不覺，奉為圭臬。但杜威偏偏要將之打破，喊出“教育隨時都是自己的報酬”。進一步有進一步的歡喜，他用個體的努力沖破舊俗的鉗制，并鼓舞后來者。

　　閱讀讓我從中汲取智慧，建立起一個教育學的參照標準、養成了一種教育學的敏感。比如，對每一節課，均有觀察與復盤，考慮得失;對每一次動態生成，均有“課感”，拿捏得當。我的教學設計，從接觸杜威開始，就考慮整本書、整套學科體系的綜合運用。近年流行的“整本書閱讀”“大單元設計”等，其實并不新鮮。日拱一卒，改變自己，改變孩子。5年的流光歲月，終于讓一所曾走在懸崖邊上的學校，上下一氣，迎來新生;在與杜威的“偶遇”中，漸漸活出了色彩。親眼見證這一切的我，與有榮焉。

　　“教育的重心在于各門學科的文化”

　　專業是教師的安身立命之所。我自小喜愛文史哲，師范專業為地理。這門課的特點是文理兼具，時空并一。可以說，凡是地球上的事情，都可以用地理的眼光來看待之，研究之，篤行之。或許依舊是“偶遇”，作為哲學家的杜威，亦鐘情于地理。凡到舉例，常用地理為證。他深情地寫道：“日光，風，溪流，商業，政治關系，它們從遠處來，把思想引向遠處去。追蹤它們前進的路程，就是擴充心智。”

　　地理的內容，蕪雜龐闊，無論師生，都難免陷入瑣碎的日常拉鋸中。我在“把思想引向遠處”的求索中，慢慢悟出：需要找到一個核心，以統攝地理的自然性與人文性。另一方面，對高中生而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古訓并不適用，“熟知卻非真知”才是眾生陷入困境的癥結。

　　兩大難題，交織纏繞，一時苦悶。杜威一直強調教育即經驗的改造，我念茲在茲，始終得不到抓手。一日見他在《民主主義與教育》第十六章寫道，“教育的重心在于各門學科的文化”，恍然聯想起“以文化人”不就是核心嗎?地理的文化，幾乎涵蓋于中華文化。以典籍看，《山海經》《禹貢》《水經注》乃至《徐霞客游記》，無不承載了古代學者對山河大川、天象氣候、地形地貌的描述，以及關于聚落、交通、民生的詳細記錄。另有漢字、詩詞、地名、建筑等，天地壯美，閭巷至味，俱在其中。孩子們有了這些可感、可觸、可驗的“文化自覺”，豈不就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了?

　　這其中，漢字與地理的關聯度極高。我的嘗試由此開始。研究發現，漢字在形成之初，有七成為“象形字”(類似水平高超的簡筆畫)和“表意字”(通過圖形組合，表達特定含義)。其具有“一字一圖”的鮮明特點，而地理一向將“圖”視為“第二語言”，培養讀圖、識圖、解圖的能力，在潛移默化的“說文解字”中即解決了。

　　以海洋地理中的“鹽”字為例。繁體寫作“鹽”，其中的“皿”代表煮鹽的大盆或大鍋，“鹵”指“鹵水”，即咸水，最常見的是海水，還有地下水、湖水等。“人”即艱苦煮鹽、堅韌勞作的工人。“臣”代表大臣，引申為權力，暗示鹽的開采、運輸、銷售，需在國家的嚴格控制下。一個小小的“鹽”字，穿越了歷史，不但記錄了鹽的制造工藝，還暗藏著國家治理、世俗經濟的法則。方寸之間的想象、推理與共情，讓地理的自然性與人文性融合。

　　漢字是學習生活的必備工具，孩子倍感親切。2015年，我的“漢字地理”課一經推出，就受到熱捧，遂擴充為“蒼穹天文”和“地脈萬象”兩個專題課程，共30節課，涉及98個漢字。最熱鬧時，連語文教師也前來“蹭課”。3年后，我又搬來唐詩宋詞，從古詩解析的角度解構地理。譬如，在“春風又綠江南岸”中解讀季風，以“橫看成嶺側成峰”詮釋地形;一邊吟誦“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一邊在黑板上手繪喀斯特地貌。2021年秋天，原創讀本《古詩詞中的地理課》順利出版，贏得了不少小讀者的歡心。

　　杜威以為，地理是“教育的沉積物”，文化恰是其底層邏輯。一場文化與地理的美妙聯姻，在極大拓寬學科邊界的同時，也把德育、智育與美育合為一體，形成學科育人的一道亮麗風景。

　　“所有的學習都是行動的副產品”

　　陶行知是杜威最得意的中國弟子之一，其名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改編于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中的原話：“所有的學習都是行動的副產品，所以教師要通過‘做’，促使學生思考，從而學得知識。”讀杜氏越久，越期待走出理論，“從做中學”，將其植根于廣闊天地中，補益現實，推動進步。

　　2019年恰逢杜威來華講學一百周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組織一批學人，在全國多地設立“良師引領”項目，其中就包括“杜威班”“杜威學校”等教育實驗基地。我獲邀參與，起草相關材料，擔當組織工作。是年9月，山西臨汾一校舉行“杜威班”開班儀式。面對數百名高三師生，我以“杜威的學習觀”為題，介紹《民主主義與教育》《學校與社會》等書中的先進思想;次日又作《杜威班創建方案》的主題報告，從教材教輔、教學環境、教學方式、師資團隊等維度，設計了“杜威班”的創建內容。

　　班級建立后，問題也接踵而至，尤其是從校長到班主任、科任教師，并不能完全讀懂杜威。于是，開展跨學科、長周期、低門檻的主題閱讀，成了重點。我在學校與區里推進閱讀，與區圖書館、區廣播電臺等合作，現場演講、錄制音頻節目，分章節、辨疑難、突重點，把杜威的主要作品推到有興趣的青年教師眼前，果然獲得不少“粉絲”，大家為能找到一本“為人生打底”的書而倍感慶幸。

　　閱讀的激勵，推動了“杜威班”的踐行。學科實驗、角色扮演、演講辯論、戶外運動……這些在傳統高三中難以想象的“浪費時間”之舉，漸漸被校長、師生悅納。孩子們不再木訥，活潑而靈動，眼閃光，口含笑，胸懷志，青春的朝氣灑滿校園的角落。在杜威的溫情下，高考不再是殘酷的零和互搏，而變成善意的增量相惠;人人做最好的自己，事事做最妥的安排;他們朝著光明，永遠向前。

　　“杜威班”的經驗，讓教育呈現出“柔軟”的一面;而對近代中國教育史的回溯，則讓我看到它“敦厚”的一面。“行以求知”的蔡元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胡適、“改良社會”的蔣夢麟、“砥礪研究”的錢穆等20余位名家，一個個圍繞杜威，或親或疏，或緊或松，或明或暗，形成了特色化的中國實踐與文化表達。數年間，我拜訪了南通張謇紀念館、南京陶行知墓、蘇州葉圣陶母校、上海胡適故居等地。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歷史的畫卷正在眼前徐徐展開。回看歷程，竟也啃讀了50余本人物傳記、代表作、地方教育史(志)。

　　這一尋訪歷程，不斷加深著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一個隔著半個地球的洋人，居然成了研究中國本土教育之人物、學校、遺跡的隱秘線索。東西方的文化合流，幾經起落的時代驟變，透過暗黃的書卷與斑駁的院墻，傾訴著教育的真義。

　　讀杜威，如飲一壇老酒，時愈久，香愈醇;如識一溫潤君子，交愈深，愛愈切。其人端坐于書中，外剛內柔，似冷實熱，藏巧于拙。每一位有心參悟的讀者，無不經過“知、行、意”的考驗。但對我，杜威還有別樣的意義：在人生逆旅的偶遇中，他投來一束暖光，照亮我晦暗的天空。我躑躅反復，磕磕絆絆地尋到一扇微啟的窄門，穿過它，終抵浩瀚而光明的人生新境。

　　(作者邱磊系中國教育報2019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主編《“偷師”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等)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