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作為教育對外交流最為深入、合作程度最高的涉外辦學形式，中外合作辦學實現了長足發展，在引進優質資源、完善管理體系、提升辦學質量等方面進行了探索與實踐，有效提升了教師國際化水平和能力，培養了一批富有家國情懷、具有全球視野、通曉國際規則、勝任國際事務的高水平創新型人才。12月3日，在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聯合貴州省教育廳、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主辦、貴州大學承辦的第十二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許多中外合作辦學一線管理者、專家學者圍繞“世界大變局下的中外合作辦學：以高質量發展助推新發展格局構建”的主題，為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把脈”“支招”。

　　中外合作辦學發揮積極作用

　　年會披露了一組數據：截至2021年10月底，經教育部批準或備案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2447個，其中本科以上機構和項目1295個，專科層次機構和項目900多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占辦學機構、項目總數的90%左右;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涉及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等11個學科門類200多個專業;合作對象涉及39個國家和地區，800多所外方高校，700多所中方高校。

　　可以看出，經過多年建設發展，中外合作辦學規模日益擴大，學科專業日益完善，合作對象逐步擴展。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一個時期以來，中外合作辦學切實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融通中外優勢育人才，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教育對外開放，先后出臺一系列文件，采取一系列重要舉措，積極推進中外合作辦學在范圍上增加、在規模上擴大、在管理上規范、在質量上提高，力度和密度前所未有。”貴州省教育廳黨組書記、廳長鄒聯克有感而發。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杜柯偉認為，長期以來，中外合作辦學為我國教育改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說：“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中外教育領域專業人士和教師學生友好往來的平臺，不僅在辦學理念、專業與課程、教學技術和手段等方面推動合作，也是推動文明互鑒、促進中外民心相通、開展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手段和渠道，肩負著培養中外人文交流使者的重要使命。”

　　在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理事長林金輝看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外合作辦學頂層設計日臻完善，改革創新不斷深入，規范化進程快速推進，治理能力持續提升，質量建設成效顯著，各個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他認為，總體上看，中外合作辦學發揮了四個方面的獨特作用：一是在滿足社會對多樣性、國際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二是在促進高校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三是在推進國家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四是中外合作辦學創造的跨國教育“中國樣本”、提供的“中國智慧”，使許多國家高等教育受益，提升了我國教育的世界影響力和競爭力。

　　提升中外合作辦學核心競爭力

　　中外合作辦學的生命線在于質量。提高質量，中外合作辦學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2020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外合作辦學在師生流動等方面面臨困境。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校長許建領認為，要積極擁抱數字技術，開展數字化轉型，深度開發在線課程和在線教學方法，提升教學質量和水平。

　　當下，國際形勢變化也給中外合作辦學帶來一些挑戰。電子科技大學格拉斯哥學院黨總支書記邸愛英認為，在學生出國深造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之時，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不出國的留學”被賦予了新使命。中外合作辦學要加強內外部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建設，包括目標體系、組織體系、制度體系、方法體系等，從源頭把控教學質量。

　　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龔思怡認為，當下中外合作辦學已經進入“雙循環”新階段。疫情雖然給中外合作辦學造成一定影響，但也凸顯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特色，一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面向國內市場擴大了國際教育供給力，同時保持與行業的緊密對接，構建起國際合作交流立體化網絡。

　　近年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教育部不斷完善中外合作辦學退出機制，并向公眾及時發布有關信息。批準終止的機構和項目中，大部分為經中外合作高校自愿協商并主動提出終止辦學申請，還有部分存在優質教育資源引進不足、教學質量不高等問題，在教育部開展的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工作中因不達標而終止辦學。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王奇才認為，退出機制常態化制度化運行，是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回應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滿足人民群眾更高質量教育需求的必然要求。

　　在中國農業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處長馮偉哲看來，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需要更高質量的評估。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工作能夠督促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堅持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切實增強我國教育機構吸收、利用優質教育資源的能力，維護學生及其他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推動形成辦學者自律、社會和政府監督相結合的中外合作辦學管理機制。要在《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的指引下，改進結果評價，強化過程評價，探索增值評價，健全綜合評價。

　　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運行過程中，還存在引進資源優質性不明顯、“四個三分之一”不足、辦學投入不足等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副處長鄒宇鋒建議，堅持依法依規辦學，加大教學投入，著眼優質資源的內化與提升，提升合作辦學質量，實現中外合作辦學從引進、消化、吸收到融合、創新。

　　寧波諾丁漢大學副校長沈偉其總結了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要堅持的四個原則，即堅持黨建引領發展、堅持學術高標準、堅持國際化特色、堅持為地方服務。

　　積極服務高質量教育體系構建

　　新時代對國際化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專家一致認為，《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等文件已經為中外合作辦學指明了發展方向，中外合作辦學要提質增效、增強能力、服務大局。

　　貴州大學黨委書記李建軍指出，學校要在高質量發展的視野下統籌規劃中外合作辦學。上個月，教育部批準設立貴州大學北阿拉巴馬國際工程技術學院，填補了貴州省高校沒有以工科為主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空白。貴州大學將統籌謀劃、協調推進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的各項工作，全面發揮中外合作辦學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擴大學校教育對外開放，推動學校高質量發展。

　　杜柯偉建議，以人文交流理念為指引，以中外合作辦學為抓手，形成更多中外教育交流合作成果，在促進民心相通、文明互鑒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林金輝強調，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是規模、速度、質量、效益相互協調的發展，是中外合作辦學者(中外合作教育機構)相互協同的發展，是治理效能與教學效能相互促進的發展，是統一要求與學校實際相互結合的發展。這些基本要素是中外合作辦學者在辦學實踐中應該重點關注的，也是中外合作辦學政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未來走向。

　　龔思怡認為，中外合作辦學已經成為具有特征化、使命感和時代性的“系統性工程”，要重審初心和使命，從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上謀劃思路和行動。比如，上海市高校要積極融入區域創新發展，面向國家發展戰略和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等戰略任務，優先在微電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相關領域開展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推進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性合作，提升城市發展能級與軟實力。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籌)校長倪明選介紹了學校籌備歷史與進展以及整體學術架構，強調學校的辦學目標是迅速為粵港澳大灣區培育國家需要的多元化高端人才。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要進一步回答好如何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培育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和全球競爭力的時代新人;如何實現優質資源吸收融合，開展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辦學;如何促進國內國外“雙循環”，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推動互學互鑒，促進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等一系列問題。

　　新時代，堅持擴大教育對外開放不動搖，是我國政府的決心。作為加快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重要載體的中外合作辦學，無疑將在高質量教育體系構建和新發展格局構建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在這一背景下，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必將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