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每寫就一文，我經常是先交給老同事徐先挺老師看看，他提出批評意見后我再進行修改。我如此看重他的意見，不僅是他有學問、有水平，更重要的是他對我很真誠，能夠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寫作中存在的問題，甚至徹底否定。

　　近年來，隨著我職務的變化，聽到的表揚聲很多，批評意見很少。荀子說“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從徐老師能指出我不足這一點，我要以他為師。

　　徐先挺老師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鄉鎮學校調至無為中學，我們成了語文教研組的同事。他是一位詩人，年輕時曾在《詩歌報》《星星詩刊》等發表過許多作品，興致一來，他會給我們朗誦自己的詩作。他考上大學了，漂亮的女朋友也追到了，于是驕傲地宣布：“在我的胸前，佩戴著兩枚耀眼的勛章，這是考場和情場的饋贈。”他快要做父親時，又幸福地“等待一個人，等待一位神秘的來客，等待一陣陌生的敲門聲”，他的詩文采飛揚、情致動人，經常令我們拍案叫絕。

　　就是這樣一位才子，在無為中學卻出師不利，他對新的教學環境和教育對象還沒有準備好，學生問他題目時，他經常答不出來。更嚴重的是，他不屑于做題，堅信語文教學的最終目的是教會學生讀書和寫作，這當然正確，但高考不僅要考作文，還要考語文基礎知識、閱讀理解等。學生不會做題就拿不到分數，拿不到分數就上不了大學。因此，學生和家長對徐老師意見很大，學校決定不讓他上課了，由我來上他的課。徐老師一氣之下，收拾行李，準備回到鄉下。

　　聽到消息后，我趕緊跑到校領導那兒幫他求情。我說，論專業功底，我和徐老師相差甚遠，徐老師的教學有利于學生的長遠發展，學校應該允許這樣的另類教師存在，給他們更多的發展空間。我言辭懇切，校領導采納了我的意見，徐老師也留下了，自負的他憤憤不平。不過牢騷后，他也敢于面對現實，不斷調整自己，加上他良好的悟性，那一年高考成績讓人喜出望外，學校領導對他贊賞有加，我們都為他高興。

　　徐老師很有教育情懷，愛生如子，但班主任生涯卻早早終止。他對學校的許多規定持抵觸情緒，執著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一心要釋放學生的天性，認為花季年華不談一場戀愛是人生的遺憾，最后班上的授課教師都開始對他不滿，紛紛指責他。

　　從正統的育人理念來看，徐老師確實有點出格，但他的才華和追求非常難得。他手不釋卷，光讀書筆記就寫了幾十萬字;業余時間，他筆耕不輟，在專業報刊上發表頗有影響的教學論文、隨筆幾十篇;他愛好書法，十多年來，每天清晨五點即起床臨帖，對書法教學頗有心得。這一切為學生和青年教師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我在擔任校長期間，每逢大型活動都要交給他一個詩朗誦的創作任務，徐老師根據校園里真實的人和事寫出的詩歌感人肺腑，在師生中久久傳誦。無為中學90周年校慶，他創作的《告訴未來》結尾幾句是：“我，無為中學的一名學生，此刻，我站在校園的中心，東經117.4度，北緯31.2度，這是無中在全中國、全世界的位置，我抖落的文字、符號、公式精靈般化為一串串音符，未來，你聽到了嗎?一支昂揚的青春之歌正在唱響。”詩歌讀起來蕩氣回腸，會場一片沸騰，全校師生的驕傲、熱情、向往如陣陣熱浪卷過來、涌過去。

　　文人清高居多，憤世嫉俗的也不少，但徐老師對人充滿善意，特別能體諒領導的難處，學校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他總是希望大家能換位思考，我們都很尊重他。但有一次我們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有一段時間，他不停地跟我說他到了更年期，要少上課。問他到底什么病，他又戲謔地說，此病與錢鐘書《談中國詩》一文高度吻合，含蓄、富于暗示性，大家聽了只當成笑話。于是，我對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有一天我在辦公室接待兩位縣直單位負責人，他又來說要減課的事，我仍然不答應，結果他大發雷霆，我也猛拍桌子。兩位客人看得目瞪口呆。第二天，沒等我找他理論，他先找上門來，請我原諒，同時正兒八經地勸告我：“當校長就是要受氣的，千萬別和老師計較。”

　　明代文人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徐老師的童心和真性情，還有他的“癖”與“疵”，使我們成了多年的朋友。

　　離開無為中學后，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他談起自己的精神狀態，自詡像高三學生一樣用功，說他現在的勤奮離不開我多年來給他的鼓勵。他還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新校長在大會上表揚了我兩次，讓大家像我一樣多讀書、多寫作。”談笑間，他快樂得像一個孩子。

　　一個理想主義的老師能走多遠?答案是很遠很遠，但還需要一些條件。一個校長能包容這樣的老師，學校就多了一些生機和活力。一個人能賞識這樣的同事，生活也添了許多色彩和情趣。

　　(作者劉 萍系安徽省無為縣政協副主席、無為一中原校長)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