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看隨想

　　喬姆斯基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本文是他結合最新的心智研究，對該主題前景的一個探討。他針對語言研究的四個問題展開，更多的是提出問題。語言如何習得，由哪些物理機制決定和影響?為什么語言這樣簡單的技能需要大量的經驗和訓練?作者通過這些問題引發我們思考，在行文中也有對語言教學的一些真知灼見，比如要關注學生的好奇心等。(楊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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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講座從語言研究中出現的四個中心問題開始：

　　(1)當我們能夠說并理解一種語言時，我們都知道些什么?

　　(2)這種知識是如何獲得的?

　　(3)我們是如何運用這種知識的?

　　(4)涉及這種知識的表征、獲得和使用的物理機制有哪些?

　　第一個問題在邏輯上先于其他問題。我們對問題(1)的答案有一定了解之后，才能繼續探討問題(2)(3)和(4)。

　　對問題(1)的回答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在完成該任務的過程中，我們試圖構建一種語法，即用來描述某一特定語言如何為每個語言表達式指派具體的心理表征，確定其形式和意義的一種理論。第二項任務更為艱巨，需要我們做出真正的解釋。為了完成該任務，我們試圖創建一種普遍語法理論，一種有關構成人類語言機能固定不變的原則和與之相關的變異參數的理論。通過以某種方式設定參數，我們實際上能推導出特定語言。此外，有了滿足普遍語法原則的詞庫和以特定方式設定的參數，我們就能從普遍語法的原則中派生出這些語言中句子的結構表征，從而解釋它們為何具有現在的形式和意義。

　　問題(2)是語言研究中出現的柏拉圖問題的一種特殊情況。直到我們成功地創建普遍語法的理論，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盡管也會涉及其他因素，例如設定參數的機制。在其他領域中也存在柏拉圖問題的其他特殊情況，也必須以同樣的方式來解決。

　　那么，語言學習就是確定普遍語法未能明確的參數值的過程，用我先前提到的意象來說，就是設定網絡運轉開關的過程。此外，語言學習者必須發現該語言的詞項及其屬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個為既存概念尋找標簽的問題，這種結論令人驚訝并且貌似不可理喻，然而本質上看來卻是對的。

　　語言學習并非真正是兒童才做的事情;它是發生在處于某種恰當環境中的孩子身上的事情，就像在提供適當的營養和環境刺激下，孩子的身體會以預先規定的方式生長和成熟一樣。這并非說與環境的本質毫不相干。環境決定了普遍語法參數的設置方式，從而產生出不同語言。早期的視覺環境以某種相似的方式決定了對水平線和垂直線的受體密度，實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此外，和身體成長一樣，在語言習得中，富有刺激的環境與缺乏刺激的環境之間可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或者更準確地說，和身體成長的其他方面一樣，語言習得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屬于人類共同稟賦的能力有可能繁榮地發展，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和抑制，這取決于它們成長的條件。

　　這種觀點也許更加普遍。不應把教學比作往瓶子里灌水，而是幫助花朵以自己的方式成長，這是一種理應受到重視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的傳統見解。任何優秀的教師都明白，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遠不及成功地引起學生天生的好奇心、激發他們自我探索的興趣這般重要。學生被動學到的東西很快會被忘記。學生天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被激發以后，他們自己發現的東西不僅會被記住，而且會為今后的探索、調查或是重要的智慧貢獻打下基礎。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里，民眾享有有意義、有建設性地參與制定社會政策的機會，包括他們當前的社區、工作場所和整個社會。一個把大范圍的關鍵性決策排除在民眾管理之外的社會，或者一個僅僅給予民眾機會讓其批準由那些掌控私人社會和國家的精英群體所做的決策的統治制度，很難配得上“民主”一詞。

　　問題(3)包括兩個方面：感知和產出。那么，我們想知道，已習得一門語言的人在理解他聽到的內容和表達思想時如何運用自己的知識。在這些講座中我已經談到了這個問題的感知方面。但到目前為止，我并未提到產出這個方面，即我所稱的笛卡爾問題，這是從語言使用的創造性方面所提出的問題，后者是一種尋常卻引人注目的現象。對于一個想理解語言表達式的人而言，必須由心智/大腦決定其語音形式和詞語，然后運用普遍語法的原則和參數值投射出該表達式的結構表征，確定其各個部分如何關聯。我已經舉過幾個例子來說明該過程是如何發生的。然而，笛卡爾問題帶來了一些我們未曾討論的其他問題。

　　至于問題(4)，我還沒有講。探討該問題主要是將來的任務。進行這種探討的部分問題在于，出于倫理原因，我們不會考慮把人當作實驗對象。我們無法容忍以動物實驗的合理方式(無論是對還是錯)對人進行實驗研究。因此，我們不會將兒童置于受控環境中，觀察他們在不同實驗設計的條件下學習了哪種語言。我們也不允許研究人員在人腦中置入電極來調查大腦內部運行情況，或通過手術切除部分大腦來確定會產生何種影響，但對除了人之外的實驗對象通常會這么做。研究人員僅限于進行“自然實驗”，如損傷、疾病等。試圖在這樣的條件下發現人腦機制是異常困難的。

　　就心智/大腦的其他系統而言，例如人的視覺系統，對其他生物體(貓、猴子等)的實驗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諸多信息，因為這些物種的視覺系統顯然十分相似。但就我們所知，語言機能是人類獨有的。想通過對其他動物大腦機制的研究得知人的心智/大腦機能，幾乎沒有可能。

　　與上一代人毫無異議地所接受的那些答案相比，我們今天就這四個問題給出的答案(或者在我看來，至少是我們今天應當會給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就提出的這些問題而言，我們也許會給出下列答案：語言是一種習慣系統，是一種通過訓練和條件限制獲得的行為習慣系統。該行為的任何創新方面都是“類推”的結果。其中的物理機制本質上與接球和其他技巧行為涉及的一樣。柏拉圖問題未曾受到認可，被當作細枝末節而不予考慮。人們一般認為，語言“被過度地學習”;問題在于要解釋這樣一個事實：為何需要大量經驗和訓練才能獲得這些簡單技能。至于笛卡爾問題，也未曾在學術圈、應用學科和整個知識界中受到認可。

　　(選自喬姆斯基《喬姆斯基精粹》，李梅譯，世紀文景出版社2021年版)

　　(正文結束)